他是“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自1977年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他的办公室里放着很多国际奖项的证书或奖杯，亚洲建筑协会建筑金奖、联合国教科文文化保护创新奖、英国“建筑回顾”奖等等；他现在的头衔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的所长，而32年前，他还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本科生。他就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光明网记者在李晓东教授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专访。

李晓东是北京人，与他交谈中听不到什么豪言壮语，但每句话都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独有的责任感，或许同他设计的建筑一样，低调外形的内心是强大的气场。按他的话讲，走进清华大学建筑系完全出于偶然，而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建筑师，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中国烙印，他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建筑师的视角传递给世界。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与现代对话、碰撞，以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李晓东属于经历过现代中国起伏波折的一代人，他并不拒绝“愤青”的称谓，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晓东是一位致力于文化重构的“愤青”建筑师。

李晓东（图片来源：百度）

成为建筑师是无心插柳

简单谈一下您是如何与建筑结缘的？

李晓东：我那个年代选专业都是很偶然的，哪个专业好考就选哪个专业。由于77、78年遗留下一批人，所以1979年考大学的时候，全国高考升学率只有1.5%，很多人都上不了大学。之所以选择建筑专业，也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画画，而工科院校中与画画有关的专业只有建筑，就这样走上了建筑这条道路。其实，建筑师很多都是这样，就像你小时候学过画画，并不能保证你将来成为画家，学习建筑专业也不能保证将来一定成为优秀的建筑师。建筑师是慢慢成长的，除了天赋，还要有一定的经历和体悟的过程，只有不断的体验，对建筑的理解才能更丰满。建筑越做越难，西方现代建筑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很多建筑都被人“做掉”了，做建筑想做好就要避免“像什么”，要避免“像什么”是很难的。

刚才您也提到建筑师的问题，同时您也获得过很多国际奖项，这其中哪个最有份量？得奖给您带来了什么变化？

李晓东：阿卡汗建筑奖只是我获得的一系列国际奖项之一，当然，阿卡汗建筑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获奖作品“桥上书屋”的诞生过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于建筑师来讲，有很多选择，自己要涉足哪个领域，依据是要看做哪个可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建筑理念，可以做出更好玩的事情。至于得奖带来的变化，我想可能最明显的就是媒体采访多了吧（笑）。

建筑师为100%的人民服务不现实

现在有一个命题“建筑如何为其他70%的人民服务”，建筑师应该为穷人建房子么？

李晓东：建筑行业是服务行业，服务就是要付费的，这个不可避免。所以不能单纯的讲“为人民服务”，建筑师的行为需要一个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建筑师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要关心弱势群体。但不能简单的要求建筑师去为穷人建房子，为百姓建房的行为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这必须是建筑师自发的行为，通过建筑把一个社区激活，其实是一件多赢的事情。慈善不应该由建筑师来做，这里面需要“钱”的投入。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建筑大国，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搞了很多项目，一批“地标性建筑”纷纷落成。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晓东：标志性建筑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从穷国变成富国的一种心理需求，我们需要通过建筑来表达一种自信。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建筑领域的发展比较缓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自信，而建筑是最直接的找回自信的方式。向西方学习，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只要有这个可能性，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这么做。当然，标志性建筑的问题应该予以反思。我们应该更看重可持续发展、绿色节能，而不是形象上的壮观。一个房子并非纯粹的艺术品，应该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

中医与建筑穿越对话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

您一直强调建筑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您把传统中医的一些概念引入建筑实践中，能否概括一下您的建筑理念？

李晓东：我们讲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每个文化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有的强势文化成为中心，而弱势文化成为边缘。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的碰撞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并非好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边缘文化会趋向于复制中心的内容，进而丧失自己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边缘就永远是边缘。

中国文化从唐朝以来，一直都处于中心位置，但经过惨痛的近代史后中国文化被边缘化，这是大背景，同时我们自己也丧失的很多东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是一种很惨淡的状态，如同一个老人经历了一场大病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我们需要反思过去，反思与其他文化冲突的关系，但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落后这个现实。要想从废墟上爬起来，必须根植于自己的问题，不能简单复制历史经验或者照搬西方模式，而要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答案，这个答案一定是最具体、最直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重获文化中心的位置。

西方当代建筑已经发展了100多年，我们不能一直“填补空白”，这种说法不要再提了。如果一直“填补空白”，我们就会一直被边缘化。我们需要从自身找一些文化特殊性和地域特殊性，结合当代的问题，用当代的视野重新审视，这样才能有所发展。而把中医理论和建筑学结合起来，是一种尝试和设计方法，中医讲究“系统”和“调理”，建筑也一样，需要有“气场”，建筑要跟人和社区发生关系，中医理论可以有效的做到这一点。中医理论加上当代手法，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选择。现代与传统必须对话，不是为新而新，是为了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