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气场”（图片来源：百度）

您提到的建筑的“气场”从何而来？

李晓东：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比较独特的概念，东西方建筑理念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强调空间和环境，而西方强调体量和形态。“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讲的就是龙骨本身的作用并不在于它的壳，而围出的空间是有用的，“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是谈房子的壳是没用的，围出的空间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建筑也一直都在强调院落空间的序列。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简单的“COPY”

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很多地方的城市化进程都在快马加鞭的进行，但是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您如果评价现今中国各地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的现状？

李晓东：现在城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简单的复制西方的东西，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还是停留在CBD、高楼大厦——只是硬件的堆砌，这是重复西方已经犯过的毛病。现在的问题是，小城市瞄着大城市、大城市瞄着核心城市，如此这般的重复和复制违背了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城市生长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进化过程，如果简单的从形态出发，把城市化进程拉的很短，简单化的把所有城市归成一种模式，而忽略了地方特色和地方状态，千篇一律的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的城市类似于海市蜃楼一样，游离于状态之外。杭州在这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把西湖成为整个城市文化的载体，这样的城市发展就是良性的。

国外发达国家住宅拥有率不高 国内的年轻人不要都买房

房价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今年全国各地要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遇到买房的问题，您从建筑师的角度怎么看？

李晓东：这可能是经济学家应该更关心一点（笑），但是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国外很多发达国家的住宅拥有率并不是很高，大都在百分之四五十，荷兰是40%左右。在国外租房有很多好处，租金是跟收入挂钩的，这样年轻人就不会急于去买房。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想要买房，这与中国人固有的观念有一定的关系。政府推动保障房建设是好事，保障房达到一定的比例的话，很多问题就会解决。限购政策是没用的，现在只是希望通过限购“用时间换空间”，最根本的途径还是保障房的建设。

 现在的年轻人和您那一代人有什么不同？

李晓东：很大的不同，我们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从打字机到电脑的演变，我们经历了改革前后的变化，同时也看到了国外的发展。可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本身就在这个时代的风头浪尖上，很难感受到这种变化。我们那时候比较“愤青”——对现实不满，对自己也不满。那个年代是变革的大时代，现实环境逼着你去变革。

一个城市的很多东西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的（图片来源：百度）

城市化进程不能损害农民利益

德国建筑学家彼得·海尔勒曾说，“一个城市的很多东西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的，只有历史，可以随着时间而增值”，近期，包括梁启超在京暂居场所“新会会所”的保护问题以及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去留问题都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好历史文化建筑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李晓东：“时间能改变建筑”，时间可以把坏建筑变成好建筑。比如说开平碉楼，刚开始建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媚俗”的东西，就像现在各地建设的主题公园一样，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开平碉楼成为文化遗产。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时间可以让一切东西丧失价值，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历史建筑遗存，不能“一刀切”的讲保留或者拆除。

北京是否应该学习法国巴黎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经验？

李晓东：首先你要尊重历史，老的不一定非得保存，可以改。我反对拆了之后复建成一样的东西（指地安门“南移复建”工程）。法国巴黎的做法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北京的很多四合院已经没法住人了，跟法国的石头房子不能比。而且城市容积率不同，人口承载量也不一样。荷兰整个国家才1600多万人，我们的一座城市的人口就能抵得上他们一个国家。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能简单的把农村变成城市，而要兼顾农民利益。农村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农民没有技能，强迫农民进城就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一定要保证基本农田，保存其原有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