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建筑畅言网联合多位建筑师、艺术家、文化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等，历时三个月时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活动揭晓，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与北京盘古大观、沈阳方圆大厦、四川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等齐齐上榜。

建筑生产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丑陋建筑层出不穷与资源利益分配不均、规划管理过度、公民社会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有关。专家表示，建筑文化的推广、公共审美能力的提升，倚赖建筑师和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开办专业刊物、举办公共论坛等形式，以知识通俗化的方式去普及和传播。而当公众逐渐培养起对公共建筑的审美洁癖，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建设和舆论监督后，就能自觉形成合力抵制丑陋建筑带来的视觉公害。

建筑生产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图片来源：百度）

建筑美丑争论背后凸显公共利益分配失衡

大中华到底丑不丑？集结了7000多名建筑从业人员参与活动评选的主办方，并没有说明其到底是符合“使用功能极不合理、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崇洋仿古的怪胎、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拙劣的象征隐喻、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这九项评选标准中的哪一项或哪几项。记者在评选页面上找到的上榜理由是，“惊叹设计师思维的固化和发展商的迷信和宿命，整个建筑的背影留给了中心区的纽带深南大道，每次路过每次心痛”。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对大中华的入选表示质疑，“建筑不一定要标新立异，却一定要有创新性，建筑有凸显城市文化精神的功能。大中华至少体现了建筑的设计理念，它和中心区比比皆是的、美国芝加哥式的玻璃筒子楼不一样，它甚至引领了一种建筑风格。深圳应该留下这么几座建筑，它们未必很主流，也无需寻求百分百的认同和赞美，但它们具备应有的气度和风范，足以代表深圳向上、求新的城市精神。”

深圳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冯果川指出，“丑陋建筑”评选的重点并非表面的美丑问题，它折射出很多社会心理上的问题、权力博弈的问题。比如说，公共建筑并没有代表公众的审美，往往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审美、小群体甚至个人的审美，然后强迫大家每天都要去面对它。公众对这个事情本身很反感，觉得公共利益并没有以一种令人幸福的方式进行分配，他们看到一座体量如此庞大、与周围环境拒绝对话的建筑，以十分强势的姿态出现，就像暴发户招摇过市的感觉。他们的心理肯定会受刺激、会失衡，于是表露出来，在特有的语境下，这个社会问题、利益问题，就变成了生硬粗暴的关于美丑的争执。

能否形成不受金钱和权力挟持的机制以控制“丑陋”建筑的数量？（图片来源：百度）

知识分子应弃精英姿态引导大众审美改良

那么，在公共建筑实践中，能否形成不受金钱和权力挟持的机制以控制“丑陋”建筑的数量？专业人士和公众审美肯定存在差异，能否由建筑师、建筑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探寻一个监督公共建筑的渠道？冯果川指出，这样的“专家委员会”如何产生、话语权有多大、应该如何界定？它或将构成对公共利益的盘剥，或称为驯化大众的工具。作为“专家”，最重要还是摒弃精英态度，以知识通俗化的方式去普及、提升公众的审美认知。

冯果川说，公共知识分子正在以一种曲高和寡的心态应对孤芳自赏的局面，事实上公众都有对于审美认知的内在需求，但不能用激进的方式去拔苗助长。一上来就讲美学，只会让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直接排斥和拒绝。而建筑师也应更关注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一旦认为自己特懂美而公众特庸俗，只会让公众感觉高不可攀，从而丧失沟通的机会。他提出，可以尝试用更平实的言辞来讨论建筑，从公众能感受到的现象切入，例如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建筑风格的反差多少才算适度、建筑的使用体验等，这些基础的、细琐的铺垫，接受起来会更容易。

孙振华建议，深圳可以办一本面向公众的建筑刊物，进行普及性的建筑文化推广，“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相当稀缺，只能发出很微弱的声音。而内行的建筑师总在忙于做自己的设计，因为对公共建筑发表评论很可能得罪人，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专家们都很漠然，而公众又总是抱怨的尴尬现状。深圳急需一本建筑刊物作为传播渠道，协助养成高水准的公共审美能力，把握恰当的维度，形成对公共建筑的长期而有效的舆论批评。”

规划过度、浮躁心态导致城市建筑变异

资深建筑评论家南剑平这么评论深圳的建筑：“万象城华润办公楼立面窗户的比例、细部都不错，却顶了个怪怪的脑袋；金丰城体量切割、线条划分、塔楼与裙房虚实对比都很有水平，但玻璃幕墙极不平整，反射到墙上的图形皱皱巴巴；深圳书城（金山大厦），竖线条的玻璃幕墙与贴瓷片的横条窗搭配得不伦不类，土气十足；深业中心矮胖臃肿，莫名其妙搞了个球形节点的网架尖顶，像芙蓉姐姐头上罩了个网巾……”

宋丁则对中心区C B D层出不穷的玻璃筒子楼极度不满，“玻璃大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现在仍然一个接一个地克隆，已经成为精神文化的沉重负担。玻璃幕墙占有的建筑材料多且贵，还造成温室效应，增加降温的能耗，与节能减排的大方向严重相悖。”

宋丁说，建筑的标准化导致城市失去应有的风格，是规划过度、管理过度的表现。一座建筑的付诸实践，是开发商在拿出设计方案之后，由规划国土委等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其所在区域的建筑总量、投资规模、容积率、建筑高度、风格等统一规划进行审批。以车公庙一带为例，许多建筑都是四十层左右方方正正的格局，恰恰因为这样的高度刚好在既定的框架之内，而用最标准的方法盖楼最节省投资成本。

什么样的公民素质决定了什么样的城市建筑（图片来源：百度）

深圳公共艺术中心主任孙振华说，除了特别标志性的重大项目———如深圳当代美术馆、市民中心等———在方案出来之后会进行公示，并召集专家反复论证以外，其它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开发商和主管部门说了算。而围绕某些建筑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争议，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建筑的背后，正是权力、空间、政治、经济、民意等等交易的结果。

孙振华说，什么样的公民素质决定了什么样的城市建筑。建筑是一门对专业技术要求极高的学问，从目前来看，城市的决策者和公众要介入是很难的，所以“丑陋建筑”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层出不穷。他指出，即使是社会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公众都普遍存在贪大、求洋、求高、求华丽等浮躁心态，例如去台北和澳门旅游，看不到人家对于文化历史的保护，反而嘲讽它们破败的老街区连深圳都比不上，这样贪慕繁华的逻辑观点亟待修正。

建筑必须成为公众话题才能推动思想进化

对此次“丑陋建筑”评选活动，宋丁认为，最终评选结果是黑是白是美是丑不重要，其可贵之处在于对市民精神的呼唤，激发公众自发积极地进行公共舆论监督。“现在已经逐步进入一个民意时代、多元时代、公民时代，任何公共事务的建设都不可能只凭一面之词，每个市民都有权利去发表见解。尤其是公共建筑，它总有不同的评价准绳，例如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法国文化界几乎要把它扔进垃圾堆，但建成之后成为了一座丰碑。可见建筑的造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反映的文化时代背景，能否成为建筑历史中的重重一笔。公众都来参与评价，为之注入多元化的内容支撑，才能推动公共建筑跟上国际化的步伐。

孙振华则建议公众不要将公共建筑和公共艺术简单地归为美学一类，而是放到历史层面上、放到具体问题的框架里去评价，看它的存在是否合理。例如北京央视大楼、鸟巢等，一开始也掀起骂战。但是，放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建筑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到处充斥着山寨的仿古大屋顶这样的历史坐标中去看，它们却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央视大楼已经屹立起来，东三环周边的建筑全成了配衬，而北京也确实需要那么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事实上，在全球视野中，生态环保建筑风潮早就淹没了对建筑外观、造型的盲目崇拜。

推动全社会对美观建筑的集体追求（图片来源：百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教授冯原坦言，关于建筑审美的分歧会一直存在，不管是决策者、投资者还是舆论方，是一整代人所受的教育水平、本身的口味和审美，构成了当下建筑生产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说丑陋建筑是一种视觉公害，每个公众都是受害者，那么对美好建筑越有追求、关注度越高的人，受害程度就越高。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在大众传播上做更多的努力，让建筑话题成为不断见诸媒体的重要话题，成为美术馆、博物馆等艺术机构的活动主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促进新一代人的思想进化，推动全社会对美观建筑的集体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