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城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崛起。大学城的发展喜忧参半，现在已到了关键时期。影响和制约中国大学城建设发展的根源是价值取向错位，即创建规划错位、发展模式错位和生存理念错位。只有及时地加以修复，才能保证中国大学城的健康有序地发展，这就要求做到：进行科学规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完善发展模式，体现中国特色；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
          "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率先出现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通常指的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大学聚集在一起，大学周围或大学校园本身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常常被人们称为"大学城"（University Town）。《教育大辞典》把"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1] 大学城的功能主要是为高校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系统社会保障，通过一定机制吸纳高校入城办学。国外大学城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生成，如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城，它们都经过百年以上的历史自然形成；另一种是主动构建，如美国的密苏里、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等，它们是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由国家、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多方合作而共同构建的。
　　在中国，大学城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继高校合并、高校扩招之后高教领域的又一大手笔。2000年8月，廊坊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其后上海松江、北京昌平等大学城相继拔地而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2002年投入325.89亿元，校园建筑总面积达1436.97万平方米，容纳高校134所，在校学生59.7万人。[2]  时至今日，大学城建设仍风起云涌，而且争先恐后做"大"文章，且有相当部分占用了耕地。

美国波士顿大学（图片来源：百度）

大学城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其原因主要是：科教兴国大前提，高校扩招大背景，城市化加速大契机。与传统办学模式相比较，大学城具有"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等特色，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学城建设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办学质量"，它闯出了一条"集约化"发展之路，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带来了蓬勃生机。然而，在大学城"蓬勃发展"的背后，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或隐藏着巨大的发展隐患。究其根源是发展价值观的错位，若不及时加以修复，就会演变成现实的"围城"和"大圈地"运动，重蹈几年前各地大建经济开发区的覆辙。因此，从理论上认清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价值错位，并指导在实践中进行修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价值错位
　　所谓价值错位，是指价值取向离开原来的或应在的位置。中国大学城建设发展中出现了价值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建规划错位、发展模式错位和生存理念错位。现分述如下：
　　（一） 创建规划错位
　　规划是一种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行动的蓝图。中国大学城在创建规划方面，出现以下几方面的错位：
　　1、 用地规划趋大化
　　一些地方政府对大学城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缺乏应有的论证，对大学城定位不准，草率从事，好大喜功，以致于大学城越建越大，廊坊东方大学城占地6.7平方公里，湖南"岳麓山大学城"占地44平方公里，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已开工的"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占地17平方公里，二期规划43平方公里；南京"仙林大学城"规划面积则高达70平方公里……
　　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兴建或拟建大学城项目，少则一两个，多则八九个，而且是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的。在全国的50多个大学城的建设用地中，有相当部分为耕地，用地多为行政划拨，农民因征地获得的补偿偏低。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农民的根，这种大量占用耕地的行为是短视的非持续发展的行为。正如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小谷围岛上正热火朝天地打造"中国第一大学城"之时，当地居民却说："大学城规划的时候曾说房不上山、树不能砍，如今小山丘推平了，树更不知砍了多少，岛上生态、气候都被破坏了，这可是广州的肺呀！"
　　由于规模的扩大，又缺乏长远规划，使得大学城的"空壳"危机潜伏。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些中小学已因生源不足开始撤并，而大学城却"大干快上"，难免会出现招生不足、高等教育资源过剩的情况。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披露的材料，2002年以来，江苏共启动7个大学城和高校园区建设，根据规划，整个大学城建设将征地3万多亩，建设800多万平方米校舍，投资180多亿元，建成后将容纳60万大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参加高考人数仅20多万人，其中的25℅的学生考到外省高校就读，如此看来，大学城的空壳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英国牛津大学（图片来源：百度）

可见，大学城的用地规化过大，会造成大量圈占土地，资源浪费，潜伏"空壳"危机，极易陷于"大圈地"的怪圈。
　　2、 融资规划单一
　　建设大学城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学校、社会等三个方面。一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如深圳、珠海大学城；二是以社会投入为主，如东方、上海松江大学城；三是多元化投入，如浙江宁波。但无论是那种投资方式，其最终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银行贷款，而大学城建成后对于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旧校区土地财产的置换；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学生学费收入等，其中学生的学费和住宿收入是主要来源。所以，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廊坊东方大学城的开发者--东方大学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已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大学城二期工程完工后投资已达50亿元人民币，但众多施工单位的巨额垫资偿还遥遥无期。据初步估算，东方大学城总负债高达22亿元。人们不免担心，东方大学城暴露的资金断裂问题，会不会在其他大学城重演。
　　3、 管理规划缺失
　　管理是大学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目前各地大学城建设发展中，管理规划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①用地管理混乱。按有关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用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征，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开发建设大学城成了诱人的"经济蛋糕"。"大学城"成了业界升级的新捷径。很难说其中没有房地产商的猫腻在作祟--挂教育之"羊头"，卖房地产之"狗肉"。这也难怪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的1万多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竟占了6640亩。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别墅、度假村、美食街等。②大学城全国性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这就导致各地建设大学城各行其是，盲目冲动。③大学城内部管理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管理机构不完善、管理职责不明确、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从而影响了大学城的总体协调和城内学校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资源共享，加上大学城里的学生高度集中，学生课外生活和学习以属地管理为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面临新的挑战，也隐藏着巨大的违纪和安全隐患。
　　（二）发展模式错位
　　在国外，除了美国密苏里、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等是主动构建以外，其他大学城都是自然生成的。即使是主动构建的大学城，其推动力主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政府的推动只是这种力量的外显。纵观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廊坊东方大学城模式。由企业出资，实行"校企共建、学校为主、各校合作"的运行机制，其特点是大学城从资金投入、基本建设到管理模式，基本采用市场化运作。
　　二是无锡中锐集团模式。由企业出资，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办体制，办学经费主要靠收费。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董事长负责资本运作，院长负责教学活动。学生自主管理，学生可以搞创业公司。
　　三是宁波万里学院模式。万里教育集团创办于1993年，是全国首家将公办高校改制为"国有民营"的教育集团。其主要特点是利用公办改制，实行"国有民营"，所有办学经费全部由集团自筹，学校管理实行市场化的民营机制。
　　四是深圳研究院模式。出资以政府投入为主，背靠国内实体大学，开设虚拟大学，现已有国内大学33所，香港和英美大学17所。注重培养高层次科技开发人才，注重高新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五是宁波模式。采取"政府投、学校筹、社会助"的经费筹措方式，主要特点体现在"三性三化"[5]（"三性"即主体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和功能多重性；"三化"即后勤社会化、信息网络化和管理法制化。）
　　从以上中国大学城发展的模式简介中，我们可以得知：
　　① 中国大学城大多由企业筹资，企业起主导作用，以致大学城中企业属性、商品气息过浓，而缺乏本应具备的教育属性和学术气息。这样的大学城极可能蜕变为娱乐城、商品城。
　　② 中国大学城建设属于"主动构建"模式，但在移植这一模式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机械照搬现象，更多地关注大学城的形式，较少地考虑各院校的特点、内动力以及长远发展规划，缺乏对大学城发展动力的深入研究，无视中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的真正需要，盲目机械地"拉郎配"和"一刀切"，把大学城变成几所大学的简单集合，这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和大学城生态圈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