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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和与鲁力佳
发布时间: 2011-03-07   来源:网友AiMee投稿 

圆眼镜、圆脸,穿一件深色衬衫,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坐在记者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师张永和。自从20 05年接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邀请担任建筑系主任以来,张永和就成了空中飞人,他太忙了,自称是个懒人,可是每天却只能睡五六个小时,这让他很痛苦。

张永和与夫人鲁力佳这次来上海是为了他们在浦东和嘉定的几个项目。这对夫妻档有了很多的默契,大多数时候,鲁力佳都坐在一边默不作声,可是关键时候夫人总是要把把关。“鲁力佳,你不许再发言了啊。”看到鲁力佳又插嘴的时候,张永和就半开玩笑似地对他夫人如是说。鲁力佳戴了一副墨镜假寐,可是耳朵一直是竖起着的,“这段我得好好听”——谈到他和鲁力佳怎么相识时,她冷不丁迸出这么一句。

鲁力佳女士是“非常建筑工作室”最早的核心成员

鲁力佳女士是“非常建筑工作室”最早的核心成员,对于张永和的为人,她最有发言权:“有些人觉得张永和老谋深算,其实他没有什么计划性,哪天睁开眼说我们去旅行吧,我们就去旅行了。90年代我们回国的时候,一般回国的人,总是先找个外国公司,这样有份工作踏实一点。我们当时什么计划都没有,把工作一辞我们就回来了,那时我问过张永和一个问题,以后万一回不来美国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吧。稀里糊涂就回来了。”

这就是为了理想百折不回的张永和。1996年底,他正式辞去美国莱斯大学教职,和鲁力佳决定回国,全力经营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非常建筑工作室”。这个现在在中国建筑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建筑设计团体在1993年成立时,却常常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张永和太想拥有自己的建筑,觉得老是在美国画一些纸上的设计太不过瘾,中国大发展的前景让他对自己的祖国满怀着憧憬,可是一开始迎接他的却是挫折。直等到席殊书屋、山语间、晨兴数学中心等几个建筑出来,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才迈向成功之路。张永和的建筑不是那种“假大空”的建筑地标,和他的个性相似,安静、内敛、不张扬,对于建筑却又非常地执著。

1994年作为八位中国建筑师之一入选日本《世界上581名建筑家》一书、200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作为唯一的中国建筑师参加2000年在威尼斯举办的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6年度获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颁发的学院建筑奖……拥有了许多的光环和荣誉,张永和说现在还是保持着简单的生活习惯,他要的不仅仅是荣誉,更看重的是建筑设计能符合自己的理念追求。

张永和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北京的工作室叫“非常建筑”。非常就是不正常。不以商业盈利为目标的建筑事务所,中国独此一家。   

张永和招募新人时,有一条就是不能太正常了。老张自称是中国建筑界的异类,奇谈怪论常令同行皱眉。张永和去年归化为美国籍,有人将他的不正常归之为他在美国十几年的“游牧”生活。老张说他在美国建筑界也是旁类,只不过那里流派纷呈,他也就相对正常,他的设计在美国频频获奖可为佐证。   

张永和有一位在中国建筑界声名卓著的父亲——张开济。张老先生是建国初期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师、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 那次采访是在张老先生家中进行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父子两代均为著名建筑师这一细节。“东方之孙” 张永和对着镜头说:“我和我父亲除了面貌相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  

 

张永和

张老气得不行,说老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跟他过不去。对于专业上的分歧,张永和向来是寸步不让,太太鲁力佳一直埋怨他人事不知。去年圣诞节我从上海到北京,顶着北京特有的寒冷找到了张永和在中央民族大学的“非常建筑事务所”。那是连接两栋楼的一个封闭式通道,稍微弄了一下就当作了办公室。没有暖气,一张大桌子铺满了图纸,几台电脑,张氏夫妇,还有几个精神十足的年青人。   

老张穿着件中式棉袄,戴着顶雷锋帽(他称为“顶戴花翎”),手里捧着本《艾青诗集》。浙江金华要建一个艾青纪念馆,张永和想根据艾青不同时期诗作的风格来划分空间。“非常建筑”的年青人边听Walkman边在电脑上画图,还偶尔指导一下他们的张老师、鲁老师该买哪种品牌的音响。张永和说他们现在用人很困难,既不能没经验,又不能太有经验,容易陷入模式。“非常建筑”还付不起高薪,可是要求绝对高——“最后我发现我们要的都是圣人。”老张嘿嘿地笑了。加盟“非常建筑”的年轻人也染着些不正常,尽管和老张的程度不同,中国建筑市场正火爆,他们想要找个捞大钱的地方也不是难事。人多了自然就产生了管理问题,张永和在这方面自认毫无天份。他不想把工作室变成公司,老张坚持要干有意思的活儿。对于送上门来的商业利益,他不见得想回避,但他确实不想主动去追求。   

美国人到了圣诞节会把一年来做的事写下来,打印无数份,向亲友散发,类似于贺年卡。那天我在张永和那儿也看到了一张。1996年的每个月都排得满满的,唯有二月写着“欢度春节”。1996年他们一共接了十个活儿,老张说生存没问题了。我跟老张夫妇回家,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自行车。我坐上老张的“二等车”,一路上听他们夫妇俩说笑话。鲁力佳说有个朋友的事务所和他们同期开张,专攻商住楼,现在已经开上奔驰了,说起话来腔调都变了。 张永和鲁力佳在白石桥的家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在美国时我就在幻灯片上看了个大概。极普通的一居室。整个装修工程可概括为“拆了两堵墙,砌了半堵墙”。他们找来原始图纸、把非承重墙拆了,主卧室面积扩大,客厅变成了工作室,厨房则完全消失了。原来是阳台的地方砌了一个半人高的炕,上面放着从古董市场淘来的明式茶几。  

 

张永和作品

新居落成后,有位亲戚来参观,上上下下看了一遍颇为疑惑:“你们那十几万花哪儿去了?” 屋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和电器,分隔卧室和工作室的那堵墙一面是木制书架,一面是壁橱。居中开了个门洞,门上有转轴,门可以折叠,让我想起黑泽明的《蜘蛛巢城》(《马克白斯》的日本版)的城门。卧室的地上铺了一层木头,离水泥地面有一寸的距离,走上去有弹性。在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床垫。工作室里悬着一盏IKEA灯,是从香港带来的,还有四把椅子,是张永和喜爱的一位设计师的经典作品。裸露在工作室里的几根管道常被误认为是什么抽象设计,其实原本就是砌在墙里的水管和煤气管,房管所因此断了他们的煤气,张永和鲁力佳正好得了不开伙的理由,在两边父母那儿轮流蹭饭。有个老外看了他们的家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你们只有精神没有物质”。可是年轻人和文化圈的人都很喜欢,常有慕名造访者。张永和也考虑做些改善,听说最近刚添了电视和VCD。   张永和有个重大喜好——看电影,几近恶性程度。他在伯克利任教的时候,电影院也能算是他“租住”过的地方之一,电影票是“租金”。一下班就进电影院(看什么电影已在班上研究好了)深更半夜出来回家睡觉,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回到北京,尽管忙得人仰马翻,但周五晚上固定的娱乐节目是看几盘VCD。老张告诉我北京有线电视台有一档很棒的电影评论节目,内容非常新,评论也极有水准。面对中国建筑界的一道难题。跟张永和说上几句话,你就能知道这人看过许多书。在他的设计里,常常可以看到那些书和电影的蛛丝马迹,它们就像分子、原子一样漫游在他的血液里。   我记得他有一个获奖作品,传达的是“窥视”的概念,灵感来自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爱尔兰作家弗兰·欧布莱恩1964年的小说《多尔基档案》中有个科学神话:根据现代科学理论,甲乙两种物质猛烈的碰撞,甲的部分分子便会进入乙,反之亦然。所以在道路坎坷的多尔基,常年骑车,人分子也会逐渐进入自行车,自行车分子同时逐渐进入人体,最后便出现了半人半车的东西。张永和设计北京席殊书屋时,就造出了一个半书半车的东西——书车。书屋是利用一幢1956年建造的办公楼的现有空间,这幢古典风格的建筑严格的中心轴对称,在西侧与它相对应的位置上则是个通道,停了不少自行车。按照古典规律,书屋的空间原先也应是个通道。张永和在思索中看到了书架与自行车的重叠,一个半书架半自行车的装置出现了,它可以压上二三千册的图书,车轮又可以转动,老张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成全了那个怀才不遇的通道。   

张永和最近回母校东南大学讲课,学生们马上就敏感地觉得这位张教授跟他们的老师讲得不一样。比如他从来不讲造型,传统建筑界认为建筑是造型,张永和则认为建筑是空间。有些大学请他讲了一次课,也就不再请了。北京文化界对张永和青睐有加,《读书》杂志约他写《文学与建筑》,还要他组织跨学科的建筑研讨会。一会儿听说他要给北京七个艺术家设计房子,一会儿听说某个画现代画的要跟他交换作品,写小说的余华也给他拉活。张永和在伯克利看过黑泽明的所有作品,当年黑泽明到东宝电影公司考副导演,考题是“你觉得日本电影现状如何?如果不好如何改革?”他的回答是“日本电影一无是处,必须从头做起”。 关于中国建筑,张永和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他踌躇着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学术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学术问题。活在文化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第一次跟张永和夫妇照面,是在美国休斯顿一个聚会上听人唱中国摇滚,老张两口子是后来的。老张也不吭声,找个角落坐下了。可是后来他一吭声把我们吓一跳——怎么老舍笔下的人跑到这儿来了?他说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胡同里的北京话。老张问了唱歌的几个问题,显然对大陆流行音乐界很熟,令众人侧目。原来他和爱人(他一直用这个词)鲁力佳早跑回北京开了事务所,来回跑当“空中飞人”。在休斯顿,他的工作是莱斯大学建筑系的助教授,鲁力佳是该系的研究生。老张显然对人羡慕的教职(莱斯大学排名美国大学第七位)没多大兴趣,他说:“我想活在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美国的华人圈子叫“侨界”。1996年春节,我跟张永和夫妇一起去侨界的联欢会。联欢会是在中国领事馆里举行的,拿了博士、硕士、有了固定工作的中国人拖儿带女聚集一堂。乱哄哄的自助餐厅,照例又是《红梅赞》,《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老张说“像老干部会演”。这些和他年龄相仿的一群,脱离了中国,又没能融进美国,他们留恋的只是从前,并提前进入更年期。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正常模式是——稳定的工作,买车,买房子,生孩子,勤俭节约为下一代积攒私立大学的学费,过有名无实的中产阶级生活。张永和刚完全是个异端:他和鲁力佳不要孩子,也没买房子,满世界乱跑。在“非常”这点上,鲁力佳和老张非常匹配。1988年,老张回国参加学术会议邂逅鲁力佳,随即两人便双双失踪。他们俩一起在加大影院看过无数场电影,又在欧洲共游红灯区。   鲁力佳说每次回北京,头两天总是有点不适应,街上人太多,灰太大。可是过几天就一切正常了。“美国没劲”。碰上有人排队夹塞,她还是会冒火跟人吵架,而张永和总是视而不见。鲁力佳说:“他比我稳得住。”1997年3月,他们又回了一趟美国,正式向莱斯大学辞了职,并把存在朋友那儿的家当全搬了回来,张永和的护照上不断增添着出入境的记录。他频繁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老张24岁时去美国,据说头五年没怎么讲中文。在那儿又上了个本科,和美国孩子同住。老张说。“那时特别想当美国人。”据小道消息他还有过外籍女友,他一跳迪斯科就把隐藏很深的鬼子样暴露无疑—一那是纯美式的。某次他和美国同学一起上街,在十字路口竖立的一面凸面镜里猛然发现了夹在一群黄头发蓝眼睛里的自己——“My Godness(上帝啊),敢情还是中国人。”后来,老张越来越觉得中国的东西有意思,再后来就呆不住了、对于中国建筑,他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至于美国护照,纯粹是为了方便。在遇到鲁力佳之前,张永和曾去相亲不下二十次。除了好奇心之外,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乘人不注意时从相亲主角的位置溜到配角甚至是旁观者的位置。在伯克利,张永和的乐趣是去咖啡馆——看人。在北京,老张又发现了看人的好去处——三里屯那一溜露天咖啡馆。但是,他也想被看。当够了看客,现在是被看的时候了。老张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文化的中心。

责任编辑: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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