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我们已经建成了“现代城市”？按照作者的观点，“现代城市”还没有诞生。尽管它有美好的愿景，但是，现代城市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或者干脆说，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只是一个“流产儿”。

“让骆驼穿过针眼比把富人送到天堂还要容易一些”。但是，柯布西埃的现代主义却选择了后者，他们也因此在20世纪受到了无尽的批判。但在作者看来，现代城市无非是福音书中的“好消息”——当它头上的光环散尽，我们很难看到它是技术革命或它所宣称的那些原则的产物，只不过标志着一个他们认为较好的、合理的但却是割断历史联系的社会，展示了贫穷使徒时代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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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城市规划从来就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而是在历史的记忆和渐进的城市积淀中所产生出来的城市背景上进行。所以，我们的城市是不同时代的、地方的、功能的、生物的东西叠加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是在已有城市结构背景下做设计，那么，作者认为，我们都是在“拼贴”城市，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当然，“拼贴”是一种城市设计方法，它寻求把过去与未来统一在现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拼贴城市》成为后现代派城市设计的重要理论著作。

乌托邦真的衰落和消亡了吗？这是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作者把历史上有关城市的乌托邦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典的乌托邦；另一种是主张普遍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批判的乌托邦，也叫行动的乌托邦。经典的乌托邦起始于柏拉图而衰落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演变成为形体上可见的“理想城市”。这两种乌托邦加上“理想城市”，使塞利奥（Serlio）用“喜剧场景”替换了“悲剧场景”。但是，直到今天，它的核心成分仍然没有展开。
　　主张普遍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批判的乌托邦是以牛顿的合理主义为基础的，兴起于启蒙时代后期。这种乌托邦认为，牛顿的科学可以把思维中的“理想城市”变成现实。但是，牛顿的理论仅仅是关于自然的，因此，我们必须把人孤立出来，还原为一个“自然的人”。这种把人与其社会和文化分开的想法经过了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伯克（Burke）、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伊利亚（Sant’Elia）等几代人的论证，最终在伊利亚—基亚托尼（Mario Chiattone）的城市中被扬弃了，他们重新把人和他们的社会文化统一起来。这样，作者并不认为乌托邦真的衰落和消亡了，“现代城市”仍然在实现着普遍道德和社会公正批判的乌托邦的理想。“现代城市”在技术上是进步了，但是在整体上是一个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