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我是以一个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者的状态看待中国城市（尤其是北京）的，一方面哀戚它的历史的衰亡，一方面亢奋于它的剧变；一方面记录正在逝去的旧城，一方面欣赏那些崛起的空间；一方面无情地批评都市疾速蔓延中的问题痼疾，一方面暗自欣赏活体一般的空间演化现实——在这里，表话语与潜规则之间巨大的张力的呈现，民间的绝望抗争与强旺的生存智慧的并现，新都市空间的自戕与修补策略的游戏……这一切都是比城市未来、本土定位等问题更有趣，或者，中国都市空间与建筑现实的演化都不是按照国际已有的模式发生和发展的，它绝对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么发现、研究、批评进而修整之，正是我们现今最迫切要做的事。

当城市与个人的生存空间极度疏离，就给艺术注入了无限生机，法国的“新浪潮”、柏林的 1920年代，以及整个 20世纪的纽约……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艺术界确实比建筑、规划和文化批评界更为敏锐、犀利、果敢，但是中国不应仅仅是“妖魔化”空间的创造者和描述者，也应该是它的创造性的“使用者”。

面对迅速蔓延的、平庸而畸形的城市空间，“人民”已经表现出惊人的生存智慧，在全新的意义上再生、营造和创造着他们的街道（公共）空间。从北京的 798、宋庄、草场地到上海的莫干山路 50号，从日益古罗马浴场化的洗浴中心到超速蔓延的网络，“人民”在街道悬隔的地方再造着他们的街道空间。

当街道从刚性的社会空间转化成个人与社会间的模糊 /灰色空间，从通道和表演性空间转化成住民的客厅和依附，才是有活力和魅力的，到那时才会出现“街道城市”——属于我们大家的城市。

街道，是一个众所周知而又语焉不详的概念。法国城市规划学家 F. ASCHER认为，街道是最富有城市特征的公共空间，它集中囊括了城市的各项功能。街道首先是一个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是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场所，并因此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征；其次，它又是开放的，具有交通和信息发布的功能，为穿越的外来人员提供可达性和相关城市信息；在此基础上，它吸引了商业、办公、公共服务设施等，既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工作空间，也成为城市居民进行购物、交易与休闲活动的场所。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可以将“街道”与以单一交通功能为主的“道路”从概念上区别开来。

由于道路以交通功能为主，所以道路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交通安全，为此，政府职能部门为道路的设计建造和日常养护制订了技术规范，并通过“道路交通法规”（ Road Code）规范道路使用者的行为。在道路管理上，政府基本采用管制（regulation）的方式行使公共权力，即依据技术标准和法律规章，对不同的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裁判。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能力与效果，取决于这些技术标准与法律规章的详细与严密程度。

然而，不加区别地将这种道路管制方式运用在城市和非城市地区，近年来受到许多欧洲国家的普遍质疑。全国交通事故调查显示，发生在城市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大约占全部交通事故的七到八成，尽管这些事故的严重程度较发生在非城市地区的要低。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改善全国交通安全状况首先要从城市交通安全入手，而城市道路的管理方式必须与非城市地区有所区别。因为在城市建成区内的道路，除了单纯的交通功能外，通常还作为其他社会活动的场所，潜在地具有城市街道的性质和功能。对城市道路简单地采用一般的安全管制方式，无形当中等同优先考虑城市道路的交通功能，城市道路管理以机动车为中心，结果破坏了城市道路不同功能之间的平衡，片面强调速度和流量，从而造成安全隐患。为此，许多欧洲城市为了改善城市交通安全，提出“回归街道”的口号，重新推动对城市街道空间的研究兴趣。 2005年，比利时率先在欧洲推出《街道法规》（ Street Code），补充既有的“道路交通法规”，对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道路，实施更严密的管理。它一方面通过设置限速区，抑制机动车交通的优先地位，同时，确定城市道路空间的各使用者（行人以及自行车、摩托车等驾驶员）的平等地位，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街道法规》的颁布，为强化政府管制提供了更为详细和完善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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