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远超西方

记者：城市给人的感觉，除了千城一面，没有特色之外，它们还是一个个没有情感的庞然大物。

张松：城市本来就不是机械性的物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要有历史文化、需要逐步生长，而且居民对城市的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城市看作简单的机械，随意拆卸、任意打造，带来了城市特色消失、城市文化危机等众多问题。在城乡统筹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同时，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我不是说城市之间的外观形象，而是指经济水准和社会福利。并且在城市内部，社会分异或社会分层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城市居民的认同感问题目前也非常突出，居民动迁过多过于频繁，老社区被开发破坏、原有结构被瓦解，许多新移民根本无法融入这个城市，所以人们对日新月异的城市都会感到陌生，找不到归宿感。

日本有专家分析中国人与日本人思考规划问题的差异时认为：中国人思考问题是一种视觉性的思考。这种理念在很多领导者那里根深蒂固，这就导致新的规划往往追求巨大空间，城市的活力被压制或被消解了，北京就是这样的典型，道路规划尺度巨大，普通市民出行不便，交通问题也非常大。

这样规划，其实城市的维护成本很高。比如广州新的中轴线规划，那么大规模的草坪，简单地讲就是伪生态的一个案例而已，每年要花高代价浇水养护。如果是真的良好生态，它会自然循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干预，不用花多少钱。很多城市为了追求短期效应，仍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

记者：看来我们以前所指责的西方的“城市病”，现在真的落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张松：中国的“城市病”程度在某些方面是更甚的。以前我们的确是很忌讳讲城市病的。现在看来，不能说我们的城市已染上西方城市所有的病症，但我们城市的环境，肯定比西方问题大。在大规模开发的同时，只有一些人工景观和绿化，但生态系统就谈不上了，要知道，绿化景观都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应该改善生态环境的。另外还有就业问题、城市文化问题等，与欧洲、美国、澳洲、日本相比都有距离，我们考虑的只是经济效益，但其实只是可以用货币量化的效益而已，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没法量化，只能在最后考虑，甚至不考虑。

除了旧城更新改造之外，还有就是城市规模太大、城市蔓延问题严峻。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每个城市都在向外扩张，如果把工业区、村镇的用地范围都算进来，再加上沿交通线的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很可能这些人工的东西已经在生态系统中占到极限位置了。

记者：对于城市建设出现的败笔，您认为主要该怎么总结其主要原因？

张松：首先是政府对城市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差。比如认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得越大越好，其实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生活是否舒适，效率是否高，环境是否优美，是否适宜人居，尤其是否适宜不同类型的人发展。政府领导要认识到城市的本质，不要把城市做成样板房，或者做成窗口形象工程，或者像纽约或者什么其他城市的模本，换了一任领导又有新的想法。简单地讲，这样做就是折腾，胡锦涛主席说的“不折腾”并没有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上。

第二，城市规划是一个居民都能参与进来的社会活动，但现在的情况是，市委书记市长好像非常重视，偶尔听听有些话语权的专家意见，而民众的意见基本没有渠道反映到规划中。这里面缺少法律支撑、缺少公众参与程序，也缺少专业的思想理念。城市规划设计变成领导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规划师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也迷失了方向，专业知识和理想都丢弃了，变成了画图工具。

第三，不能把城市土地看成带来经济效益的唯一资源。土地有生态环境，城市景观的英文词landscape，本身就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是老城，它还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如果生活得很好，那就是一个有社会网络的良好社区。如果把土地当成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那么就会丧失很多潜在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如果一块地因历史文化或自然风光或公众利益需要保护避免开发，政府会出钱把这块地买下来，比如美国的国家公园以及很多西方历史建筑保护都是这么做的。城市是长期形成的，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还是大众利益诉求的综合结晶。谁有钱谁有权就按谁的想法进行改变，其实是非常片面和非常草率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