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外使馆代表着美国政府和人民,是美国国家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进而也成为了恐怖袭击的目标。增强使馆安全防范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一点在建筑设施和预算两方面都有所体现,尤其是经济上的资金削减造成了建设预算吃紧。建筑师开始被要求按堡垒的标准设计使馆。与此同时,相关的购地、建房、维护费用与以往相比,已是举步维艰。设立新使馆,特别是过去六年间在苏联的14个加盟共和国增设使馆,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本已严重短缺的国务院的压力。冷战决胜期被视为宣传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使馆建设项目,已难以满足民主原则胜出后的形势。例如,由于没有建设新项目的资金预算,如何为在统一后的柏林建设象征意义重大的美国新使馆筹措资金,国务院并没有把握。上述这些情况将对美国未来的外交走向带来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但它却向外界传递出了含有疑惧、不确定、缺乏承诺感的信息,而这对美国及其国际利益都是不利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美国深深卷入越南战争时,抗议者们四处攻击美国使馆。他们用石块袭击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砸碎了200多扇窗户;布达佩斯和索菲亚两处公使馆的所有底层玻璃被砸碎,悬挂在入口处的美国国徽也被摘掉了。恐怖分子于1965年袭击了西贡使馆并杀害了三名雇员后,暴力活动升级到新高度。这些事件激起了美国国会的愤怒与失望情绪,呼吁应更好地维护使馆的安全。西贡（现胡志明市）使馆事件首次出现人员死亡,促使国务院重新考虑驻外使馆设计中的安全隐患。

美国国务院考虑驻外使馆设计中的安全隐患（图片来源：百度）

20世纪50年代,向美国驻法兰克福领馆投掷石块的暴徒仅被当成小麻烦。即便是1959年1万多名玻利维亚示威者用石块攻击拉巴斯使馆,也只被看作是一次孤立事件。但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关注。这一点在1961年外交建筑局否决维克多?兰迪的科伦坡使馆方案时已有所体现,该设计使用了开敞的阳台和玻璃幕墙。1965年,有人在危地马拉城美军驻地外墙的格栅上放置燃烧弹,这更突显出外墙立面格栅的脆弱性,但当时很多美国使馆都使用此设计。西贡使馆雇员的死亡以及其他地方不断升级的暴力反美活动,促使国务院修建高大的围墙和栏杆以提高使馆外围的防范,并尝试使用防爆建筑材料,如夹层玻璃。与此同时,外交建筑局继续筹划潜在“热点”地区的建设项目,如圣萨尔瓦多、达卡、伊斯兰堡和摩加迪沙。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恐怖分子将美国使馆作为袭击目标,其中在喀土穆（1973年）、雅典（1974年）和吉隆坡（1975年）使馆发生了人员伤亡。1976年,美国大使弗朗西斯麦劳在贝鲁特遇刺身亡后,国务院升级了反恐事务特别办公室,以应对持续且呈上升之势的暴力威胁。在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中,伊朗政府未能有效保护美国人质一事表明,美国外交官已经无法依赖地方当局提供的安全保护。国务院增加了驻守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外交建筑局在一些敏感地区使馆外增建了警卫哨,并在使馆门厅增设了安检设备;在慕尼黑、马德里和布鲁塞尔加建了高高的钢围栏。在1994年还曾有示威者翻越雅加达使馆缺乏安全防范的陈旧围栏,闯入了使馆院内。外交建筑局重新加固了驻伦敦、奥斯陆、都柏林、海牙使馆,增设了监视设备和装饰成花坛的混凝土路障。都柏林使馆的玻璃上加涂了金色防爆层。所有使馆原有的美国新闻处独立入口均被堵死,统一使用有安全防范的入口。为增强建筑防恐性能,外交建筑局禁止使用20世纪50年代现代主义常用的外墙格栅和首层架空等设计手法。

在维斯设计了阿克拉使馆20年后,他又重回加纳为外交建筑局评估他的这一标志性作品。外交建筑局要求维斯想办法将首层封闭,但维斯发现改造并不可行。这是因为原设计的架空柱廊、开敞平面和中央楼梯等,都无法满足新的安全要求。于是,使馆被迫迁出,放弃了维斯的作品。

恐怖主义威胁改变了人们对使馆的根本理念（图片来源：百度）

恐怖主义威胁改变了人们对使馆的根本理念——直至20世纪70年代,使馆还被认为应该是供美国公民和驻在国公众欣赏、使用、访问、推崇的,可进出的公共建筑。不仅如此,在伊朗人质危机发生之前,使馆都被认为是不会受到侵犯的。随着这些观念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使馆建筑在设计风格上逐渐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平面越来越封闭,重防范,使馆的选址也越来越偏僻。曾作为设计范式的象征意义重大的玻璃盒子建筑已不再适用。另外,由于公共的安全和防卫变得至高无上,整个设计过程要求增强审核监督。但建筑师并不情愿与原先的设计风格分道扬镳。20世纪50年代,当宏伟的建筑风格受宠时,建筑师们曾享有极大的自由度。现在,他们却不得不开始与工程师和包括建筑使用者在内的其他人分享最终设计决定权,而建筑师对这些人的观点总是不屑一顾。过去可能会很快被批准的方案现在已不会被轻易接受,但一些建筑师仍继续坚持设计一些忽视实用性需求的方案。继斯雷顿担任外交建筑局局长并负责建筑咨询理事会后,有几十个项目在1980年处于设计阶段,其中两个项目可以显示出建筑师不愿考虑建筑实际功能的态度。1980年5月,在一次咨询理事会上,维斯介绍了他设计的东京使馆公寓,它包含一个很大的室外凉亭和水池——外交建筑局官员称之为“儿童溺水池”。他们提醒维斯,外交官的孩子们都在庭院里活动,因此水池很不安全。维斯说他对该空间的设想是一个安静的场所,“外交官可以去那里交流,提高谈判技巧”。他对孩子的存在则不以为然。弗兰克-史勒辛格设计的太子港海军陆战队警卫公寓也同样不合实际,公寓之间由开敞的通道连接。在被问及使用者会在去洗衣房和就餐途中被倾盆大雨淋透时,建筑师说这种设计在热带地区度假村是很常见的。斯雷顿提醒他海军陆战队员公寓不是度假村。

斯雷顿不是职业外交官,1978年他以局外人身份加入外交建筑局。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的工作经历使他投身于城市改造的工作。1961—1966年,斯雷顿任职联邦城市改造署（HUD）署长,该署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前身。1969年他进入美国建筑师协会工作,负责决定建筑师能否加入协会。尽管斯雷顿既非建筑师亦非工程师,但他到外交建筑局时却和设计专业人士联系密切。他积极推动外交建筑局聘用高水平的设计公司,以求创造出高水平的设计作品,提高整个建筑师行业的成就。他非常支持国家建筑博物馆在开馆时推出外交建筑局使馆建筑展的计划（计划后因故取消）。因掌握大把的设计项目,斯雷顿在设计行业里的个人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一势头直到1983年他的位置被一名职业外交官取代后才终止。1980年,他手中的建筑师和项目有:弗雷德里克-巴塞蒂（里斯本）,威廉-考迪尔（利雅得）,阿莱多-科苏塔（索尔兹伯里/哈拉雷）,斯拉-艾伦克拉特（布达佩斯）,约瑟夫-埃谢里克（拉巴斯）,弗兰克-盖里（大马士革）,乔治-哈特曼（吉隆坡）,罗伯特-马奎斯（圣何塞）,理查德-迈耶（圣地亚哥）,威廉-麦卡夫（开罗）,乔治-诺特尔（赫尔辛基）,詹姆斯-波尔夏克（马斯喀特）,詹姆斯-瑞姆（莫尔兹比港）,乔治-罗克莱斯（麦纳麦）,谷口吉生（乔治敦）,本杰明-汤普森（渥太华）,哈里-沃尔夫（阿布扎比和多哈）。这18个项目中尽管有两个更换了建筑师,但仍有10个项目最终得以完成。

建筑师开始被要求按堡垒的标准设计使馆（图片来源：百度）

弗兰克-盖里的项目即是其中未能完成的一个。它代表了艺术与功能性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艺术家的个性与充满危险的当地环境之间的冲突。1980年,盖里提交了大马士革使馆的初步方案,这是一个有宽大庭院式入口的现代建筑。建筑咨询理事会对方案的讨论集中在人们如何穿过开敞的宽阔区域而不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大使如何安全出入使馆;大使专车停放何处以及如何安全存放;室外就餐区域是否安全;是否有人愿意到室外用餐;如何将使馆与相邻的美国学校及运动场相结合等安全问题。建筑师对这些与设计美学毫无关系的讨论感到厌烦,而委员们对盖里在建筑界刚刚取得的名声也感到不适。有人建议增设一道金属栅栏以避免足球飞出,并开玩笑地问盖里,这样是否会“毁了你的设计”,盖里冷冷地回答,“你根本不懂我的设计”。（金属栅栏是盖里的标志性手法,在其广受关注的住宅项目中有所使用。）盖里可能就像早期的路易-康一样,本可以设计出真正代表美国独创精神的使馆,但两人却都无法接受与使馆项目要求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