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相比，这次会面似乎多了不少周折和巧合。原本约定的时间是3月15日上午，所以在前一周的周五下午，也就是3月11日，我和同事一起讨论并定下了采访提纲，各自回到座位上时就看见了日本地震的新闻。随后被告知中里先生恰好前几日回国处理项目上的事，目前失去联系。接下来的几日，关于地震、海啸、核泄漏的消息铺天盖地。待到终于恢复联络并确定采访成行的时候，我们纠结于看到一张满是沉痛或悲戚的面孔时要怎样去安慰，这样的灾难面前任何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采访约在了雍和宫附近的一间茶舍。当天大风，人被吹得很凌乱，虽然已是春天，但着实很冷。入得茶舍，风立刻被隔在外面，只清清亮亮地滤下满屋的阳光，照着古朴的屏风、舒适的坐塌、温润的茶具，立刻让人卸下了一身的风沙与沮丧。我们预想中场景并未出现，问及境况，中里先生只淡淡说还好，一切都在恢复中，平和安静的笑容让灾难似乎变成了单纯的对信念的考量。于是话题由此开端。

平和来源于灾难来临时知道该往哪里去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处在地震带上的国家。这也造就了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关注这次3.11地震时有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地震发生时少有尖叫呼喊，大部分人似乎都在判断状况然后做出反应。“可能是因为危险来临时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去往哪里吧，自然少了很多慌乱。”中里先生这样说，并给我们解释了日本防灾体系的一些情况。

“就像你们说的，先天的情况决定了日本只能这样做才能够面对危机。所以无论是刚性的建筑，还是柔性的防灾过渡系统的设计都相对完善。防灾体系的建设不是景观设计这一个行业所能左右的，拿日本来讲，防灾体系中有一套完整的绿地系统规划，绿地系统会和其他防灾系统如中小学校区分布系统叠加，学校的操场和体育馆会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这两个系统如何连接，承载力如何，都会有特定的数据要求，所有数据都经过实地分析调研，并会配合强制性的法律措施。”

不仅硬件设施如此，防灾系统也贯穿进了教育系统，从小学到高中都会设置防灾教育课程，并定期实际演练。“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建设，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

设计师没有权利来决定什么，只能尽可能去配合、完善这个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没有权利来决定什么，只能尽可能去配合、完善这个系统。”他这样阐述景观设计师在这个大的体系建设中的角色，也让我们得以从设计师的角度认识中里。

所学与所行的碰撞

中里在大学所学是一门叫做“工业意象”的学科，毕业之后却并未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而是机缘巧合进入了景观行业。如果说最初接触景观纯粹出于兴趣的话，真正让中里确定方向并坚持下来，却是因为他很快找到了所学与所行的交集——两门学科都主要研究人、空间、环境的关系。也正是因为工业设计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严谨逻辑的思维，让中里在做景观设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创意、不是亮点，而是功能。

又是机缘巧合，2002年，在做项目的时候中里被派到了中国，他被北京这个多元的城市吸引了，他喜欢胡同、四合院，也喜欢三里屯、798，于是这里便成了他生活将近十年的城市。

“其实除了哪些鲜活的吸引我的东西，还很喜欢在中国做设计的感觉，不会严格地论资排辈，只要有才能，就有实践的机会。而且作项目的时候是团队的形式，依照各自的专长进行分工，这比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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