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从商周时期萌芽到秦汉时期成形，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时期。魏晋以来的玄学发展和寄情山水的隐士追求以及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发展都对造园艺术产生极大影响。此外，作为一个佛教极度发达的时代，佛教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园林设计。在北魏的洛阳，有许多佛寺园林，这些佛寺园林代表了我国寺观园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因着《洛阳伽蓝记》的记叙，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对北魏洛阳佛寺园林的发展状况作一些有趣的分析。

一．北魏洛阳佛寺园林的发生背景

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内容以记载北魏时期的洛阳佛寺为主，书中记载杨衒之在孝静帝武定五年(公历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对于曾见过洛阳佛寺异常繁盛景象的他来说，看到那种“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寂寥景象，不禁恐慌起来，担心“后世无传”，才开始为这些伽蓝撰写传记。

《洛阳伽蓝记》以洛阳城的大伽蓝(大佛寺)为纲领，依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次序，记载每一佛寺的造寺源流、地理位置、寺院景观及附近坊里的风土人情，兼述当代人物的活动、政治的变乱、神灵故事、鬼怪传闻、历史掌故等等。列为主要条目的寺院有42所，实际文中提及82所，其中一所没有提到名字，仅仅提到其所在里中某人“分宅为寺”。

白马寺

伽蓝，是“僧伽蓝摩”的简称，“僧伽蓝摩”又作“僧伽罗摩”，是梵文samgharama的音译，简称为“僧伽蓝”、“伽蓝”。意译为众园，即僧众所住的园林，是佛寺的通称。中国自西汉开始接触佛教，三国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文中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初年，佛教才开始逐渐流传。据说是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谙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回到洛阳，次年建白马寺。“寺”在中国古代原是官署的名称，如“大理寺”、“鸿胪寺”等等，将僧伽蓝称为寺是表示一种敬重，从白马寺的设立开始沿用了下来。

南北朝是承袭魏晋以来长期大动乱的时代，同时它也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佛教与魏晋玄学合流，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在广泛传播的同时成为佛教史上一个鼎盛时代。北魏崛起于极北鲜卑游牧民族，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才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虽经太武帝拓跋焘短暂灭佛（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下诏灭佛），但在文成帝即位（公元452年）之后，马上得到恢复，并且发展势头更加猛烈。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洛阳佛寺也迅速增加，仅几十年的时间，竟多达1367所。

二、北魏洛阳佛寺园林情况及其特点

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初传之地，兴建佛教寺塔甚早，从后汉明帝永平11年（公元68年）时就有白马寺，不过开始发展并不很快。到晋怀帝永嘉（公元307－312年）年间，才有佛寺42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最多达到1367所。这时离永嘉年间也仅仅只是过了两百多年。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534年）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则“余寺四百二十一所”。盛景固然繁华，但是衰落得也异常迅速。

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洛阳城的基本情况，“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这么多的寺院，自然无法一一记录，所以作者在书中道“寺数众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被列为主要条目的寺院只有42所，一些次要的寺院主要以地理位置的相关关系跟在主要寺院的后面，也有的是根据一些事件兼及一些小的寺院。据笔者所作资料整理可以发现全书总共提及的寺院有82所，其中城内14所，城东22所，城南15所，城西16所，城北2所，再有北邙山上、京东石关和京南关口各2所，嵩山上6所。从这里看来，除了城北寺院比较稀少，东、南、西三面差别不大。而城内也较之城外要少一些。因为本来城内是禁立设立佛寺的，可是后来屡有犯禁，加上祸乱导致舍宅为寺增多，所以城内逐渐也有了许多佛寺。那么在这些佛寺中的园林情况如何？有何特点？

承光寺

在这些佛寺中，有的仅仅提及名字，有的重在叙述事件，故而有对其园林或者丰富绿化进行描述的寺院总共是26所。并且因为原来是住宅的寺院占18所，仅有9所有内部园林绿化描写，还有9所没有，不过根据北魏时候私家园林的情况看，这些巨室豪门住宅一般都会有园林，而变成佛寺以后不会受到很大改变。所以实际上有园林空间环境的寺院必然超过35所，在所叙述的主要佛寺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我们可以说佛寺环境园林化是北魏佛寺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说明中国佛寺在发生不久就伴随着园林一起发展了。这既和佛教寺院的先天性有关，也是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佛教寺院先天具有追求园林环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佛教发源时候的情况可以知道，“佛陀居住的地方以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的时间为最多。王舍城外有一个竹林，是频毗娑罗王献给佛和众僧居住的，后人称为竹林精舍。在舍卫城有一个林园是当地一个富商须达多和拘萨罗国王子祗陀共同献给佛的，后人称为祗园精舍。佛常往来两处，所以竹林、祗园并为说法的重地”。所以说，伽蓝从诞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在一个园林环境当中的，这是与佛教本身的需要相互关联的。一则这种在园林环境中清修的需要传到中国并未改变，二来佛教初到中国之时，一切均是模拟其在印度时候的情况。从经书、佛像，到佛寺、浮屠（即佛塔），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寺院中伎乐供养的习惯到北魏时候还有留存。如景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所以说，从中国的寺院开始设立起，它就有着追求园林环境的先天需求。

特点一：果木园林有结合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便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开始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国，僧人决不劳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往往在寺院园中种植果蔬，这种园林是早期具有生产功能的园林的发展。虽然，魏晋以来这种生产性的园林日益减少，而纯粹为了游娱和审美需要摹写自然的自然风景园和文人园日渐增多，但是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具有一定生产功能且兼具游娱功能的果木园林应该仍然比较普遍。从《洛阳伽蓝记》中可以发现明显提到寺中植有果树的寺院有8所。如城内景林寺，“寺西有园，多饶奇果。”城南报德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 承光寺，“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龙华寺，追圣寺，“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绿君亭本三作二。按三寺谓龙华、追圣、报德），园林茂盛，莫之与争。”城西白马寺，“浮屠前，柰林蒲萄异于余处”。 宝光寺，“果菜葱青。” 法云寺，“花果蔚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洛阳佛寺园林中基本上都有果树，因为“京师寺皆种杂果”，但是其中一部分佛寺以种植果树蔬菜为主，并因瓜果之美而闻名。

大觉寺

特点二：宅园转为佛寺园

同一时期，洛阳佛寺中还有另一部分佛寺的园林却接近自然风景园和文人园，而这多是当时舍宅为寺而形成的。北魏时期的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即便是高官显爵，一朝获罪，祸及三族。往往丧乱过后，家破人亡，遂舍宅为寺。也有人因宅中发生一些神异之事或虔信佛教的缘故而舍宅为寺。总之，这些原因都促长了这种风气。

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舍宅为寺（包括因其他原因由住宅而转变为寺的）多达18处。其中9所寺院有对其园林的描写。如建中寺由刘腾宅改，“朱门黄阁，所谓仙居也。……”。昭仪尼寺原来是石崇家，“堂前有酒树面木。……昭仪寺有池，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平等寺原是广平武穆王元怀宅，“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台复道，独显当世。”还有高阳王寺原是高阳王元雍宅，冲觉寺原是清河王元怿宅，河间寺原是河间王元琛宅，大觉寺原也是广平王元怀宅，这些由王侯宅第（五处王府，四处显宦宅第）转变成的佛寺园林精美绝伦，常有池沼，兼有山石，植物丰富，景致优美。昭仪尼寺有池，高阳王寺有“竹林鱼池”，冲觉寺有“曲沼环堂”，入河间寺后园，则“朱荷出池，绿萍浮水”，至于大觉寺，面临洛水，内部也是“林池飞阁”，这些描述都说明在这些寺院园林中，水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再来看看当时造园的山景如何。平等寺“林木萧森，平台复道”，冲觉寺“土山钓台，冠于当世。斜峰入牖”，河间寺“沟渎蹇产，石磴礁峣”，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假山还以用土为主，兼用石，山石结合树木建筑，并且有道路可以让人进入游览。从寺院统计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凡是因果木闻名的寺院，都不是舍宅而来，而舍宅而来的寺院园林景致与当时宅园接近，自有清奇峻秀之特色。

特点三：佛寺宗教园林

除前述两者之外，尚有第三类寺院园林（环境），这一类也许更接近佛教传来之原初需要，是专为佛寺创造宗教园林气氛而设的，这种气氛接近于其在印度时候的寺院气氛，殿堂被花草树木所环绕，以花树为主，形成一种清幽自然的特色。

如永宁寺，“栝柏松椿，扶疏拂檐；藂竹香草，布护堦墀。”而长秋寺则是佛塔和水景相结合，创造佛国净土的景象，“寺北有濛泛池，夏则有水，冬则竭矣。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景乐寺“轻条拂户，花蕊被庭。” 秦太上君寺，“诵室禅堂，周流重叠，花林芳草，遍满阶墀。”正始寺，“众僧房前，高林对牅（牖），青松绿柽，连枝交映。”秦太上公二寺，“门邻洛水，林木扶疏，布叶垂阴。”永明寺，“庭列脩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这些寺院几乎都没有单独独立的园林，但是屋宇周围，都环绕树木芳草，接近竹林精舍和祗园精舍的意象。

永明寺

上面讨论的这三类佛寺园林是北魏洛阳佛寺园林的所具有的三种倾向，一种是佛教传来后比较原始的宗教园林，一种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吸收了生产性园林特点而形成的佛寺园林，第三种则是因“舍宅为寺”之风而受魏晋南北朝住宅园林影响而形成的佛寺园林。这三种不同特点的佛寺园林在北魏洛阳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分野比较明确，只有景林寺和景明寺显示出不同特性的糅合。

从中国园林史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园林转折期。而单就中国寺观园林发展来看，北魏洛阳佛寺园林的情况可以说明，当时是佛寺园林的结合期，三种不同情况非常明确，并没有一个完全主导的佛寺园林的风格，而是三种风格鼎立。这种情况大约要延续到隋唐以后，一方面随着整个中国园林向自然山水园和文人园走去，生产性园林逐渐退出，另一方面是唐代大量的“舍宅为寺”，以及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也促使佛寺园林的成熟和典型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