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5日14时，上海余姚路胶州路高层住宅发生重大火灾，官方调查起因为住宅脚手架起火，造成58人遇难。在事件爆发后，我几乎第一时刻又翻开了日籍设计师隈研吾的《负建筑》，巧合的是，这本书恰好韩正市长也有，他在台湾诚品书店购买了此书，那上海火灾事件是否又体现了“建筑之恶”呢？

隈研吾谈到，在各类突发事件背后，建筑一再展现了脆弱的本质，甚至被视作“恶”的代名词。为什么建筑物会被人们如此的厌恶呢？隈研吾认为，建筑物的“恶”在于：体积庞大，愈大愈招摇，愈大愈碍眼；物质的消耗，体积愈大，消耗物质愈多，而地球资源却日趋枯竭；不可逆改性，建筑一旦造好，寿命比人长得多，它坚固的外表彷佛在嘲笑人类短暂而脆弱的生命。

若我们再顺着反思，胶州路火灾的建筑之“恶”在于：

一、愈大愈碍眼

公开信息显示，在静安区规划部门发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失火楼房在内的3幢高层建筑处于江宁社区013-1地块，其容积率约为6.77——这几乎是现行住宅标准的两倍。这个罕见的住宅密度，也是消防车辆无法靠近的原因之一。

建筑物的“恶”在于：体积庞大，愈大愈招摇，愈大愈碍眼（图片来源：百度）

在上海城市规划日益超高容积率的现实之下，科学有效地改变高楼建筑设计方式、旧城改造方式，以及政府城市管理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如今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建筑设计已达到了最发达城市的水平，但其建筑材料却仍然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这值得深刻反思。

二、社区的脆弱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由于着火小区对面的地皮计划建造一批经适房，遭到教师公寓一部分居民的反对，出于安抚考虑，该小区被定为改善住房工程的试点楼盘，但在随后的改造过程中却酿成了火灾。

 而这与香港的例子非常相似，目前香港寻找公屋的建设地点异常困难，民意代表、市民都拒绝公屋建在自家旁边，认为会拖低楼价或者社区素质。而在内地的大城市，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人人都欢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若建在自家小区的旁边，就免了。

房子不仅仅是用来居住的，它更是大多数市民最值钱的资产（图片来源：百度）

国际经验表明，由于造价考量而兴建的社会住宅常常因为其特殊族群的聚集，反而与都市其他区域隔离，形成治安与都市功能丧失，不但没有解决原先住宅的需求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难以解决的社区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或许我们可吸收新加坡、荷兰的经验。

三、房价之“恶”

火灾之后，损失房子的赔偿问题，引人关注。事实上，房子不仅仅是用来居住的，它更是大多数市民最值钱的资产。

 隈研吾觉得，在二战后，欧美兴起两股房屋政策：其一是凯恩斯提倡的公屋制度，其二是美国的按揭贷款制度。公屋制度，由于房屋易得，租金低廉，很难唤起欧洲人积极投身工作的热情，要想真正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并促进消费，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如实行强制性产休制度等；而美国的按揭贷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为了偿还住房贷款，开始像奴隶般辛劳工作，不仅如此，背负住屋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

按揭贷款制度的逐渐发展，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图片来源：百度）

但按揭贷款制度的逐渐发展，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思，仅以最新的爱尔兰危机为例：爱尔兰经济从“凯尔特（Celtic）之虎”，到如今沦为“病猫”，其实就是楼市泡沫惹的祸。房地产业绑架了银行，银行又绑架了政府，这就是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背后的逻辑。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各种房地产手段，无不是在牺牲部分市民的权益（不管是低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来换取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或房价的暂时稳定，尽管可美其名曰为满足社会整体利益，但事实上却逐渐形成了今日高地价政策下的住房难题，而这恰好彻底暴露了建筑之“恶”、人心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