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成就与挑战并行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斯蒂格利茨的看法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在增长方式上，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也达到了每年8.4%，同时中国也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

根据相关数据，并不是官方所说的3亿人，而是更多，通过30年的改革大约有5亿到6亿人脱离了贫困。此外，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

“但是在成功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些新的挑战。”一贯尖锐的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首先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问题。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但是最新的数据也表明，还有更多的人转入了贫困，比我们预料的要多一些。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不公平性也不断地体现出来。

他的依据是：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从0.29增长到0.47%，基尼系数越靠向1就越是不平等。美国是0.4，印度是0.31，日本是0.25。“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与美国发展的初期相比，不公平性会更加显著一些。”

在危机应对方面，斯蒂格利茨感叹，中国的表现如此之好，可谓是凯恩斯最好的学生，这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说，政府可以刺激经济，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干预市场，来促进市场的稳定和就业。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并没有摆脱危机，他认为，去年年末的增长将不会持续，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将使中国的出口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必须准备好刺激政策退出的应对之策。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解释说，30年来，中国不断地针对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战略，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自己的增长模式，这种积极应变的精神和创新思想使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现在的经济环境和以前有所不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持续，也不能发挥过去所发挥的作用来促进增长。中国需要一场变革，必须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转向更多的国内需求，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持续。

他盛赞中国正在推行的新农村政策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也可以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扩大内需，“因为政府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和投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一旦国家加大了农村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就可以降低农民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并且实行农村免费制义务教育和减免农业税都有助于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

他直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高效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刺激国内消费，是当务之急。

他建议，未来几年，中国应该逐渐脱离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型的经济，扩大尤其是研发、教育、保障性住房以及公共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针对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于控制基层政府的政策导向。他说：“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是将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出卖当作收入来源，这是造成非理性投资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应该从根源上控制投机的原动力，比如实行资本税的征收、银行对此类融资加大约束等。”

“中国还有很重要的路要走，但中国确实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最近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样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这些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2020年之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图片来源：百度）

中国要从GDP转向人类发展指数

有两个行星划过了地球，一个行星问另外一个行星，你在担心什么？它说，我在担心人类。问话的行星说，你不用担心，因为环境的问题，人类不久就不存在了。斯蒂格利茨说，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人类需要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在减排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当中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他说，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日益增大。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实际上，现在全球在争论，美国还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的位置，但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这带来很大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依赖能源进口。  他建议中国要采用广泛的标准衡量经济改革的成功，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DI），包括健康、受教育程度等，而非GDP。

他的理由是：GDP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计量，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整体表现来说，存在许多缺陷，我们需要在GDP之外考虑能源的衰竭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计量手段。实际上，我们必须以一个全面的观点和指标来衡量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是否取得长效的、可持续的增长，我想应该像公司一样，制定一种国家发展的财务报表。我认为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更好的考量的标准。实际上，人类发展指数也是联合国发展署使用的一个指数。

他特别谈到了中国正在关注和推行的绿色GDP，认为这比传统标准的GDP更为全面一些，并强调说这是事关持续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大事。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要进行环境方面的征税，进行市场方面的激励措施，包括碳税和排放税或者循环税。斯蒂格利茨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备选方案。中国也可以对排放的许可进行拍卖，然后在拍卖过程中，所得的收入用来满足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需求。“也就是说，通过拍卖这些排放的许可，可以对那些在过去有过污染的排放，现在取得很大改善的企业进行奖励，给他们更多物质上的激励。我想强调一下，仅仅征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监管法规和标准。

“看看过去30年的情况，再看看未来20年，我想，通过经济模式不断改变，可以带来更为和谐的中国社会。中国可以在所有这些变革的过程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领导的作用，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期健康的增长。2020年之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