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维
张维: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参加活动,可以和很多同行一起说一说规划和设计的话题,畅言网能给这样的机会确实非常好。在座各位都是我的前辈与学长,我主要以学习的态度来多听一听各位的意见,包括规划区设计和城市方面的设计问题。我从事规划设计工作七年了,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做居住设计工作,在工作中,我体会到现在城市居住区的商业规划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去否认的,行业中也有很多这种学术的探讨。以前在学校也有这种话题,但是真正到实际应用当中的时候,设计本身就会被限制得很紧,政府、开发商对设计的要求远远大于设计师本身的设计思路,这也是我自己工作到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就城市规划设计现状本身来说,现在是比较杂的设计工作,可能要面临太多的限制,当遇到限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现在就我自己来说,是很“奴隶”的状态,我能够满足甲方的要求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所以,在此我也想听听各位对现在的设计是不是能和在书本上的东西相同或实现。另外就是尝试新的理念,新理念能否被尝试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设计能被认可的很少。我认为设计师要遵从太多的限制,包括政策、经济上的限制等。我是想我们设计师这块能够去做什么?畅言网的活动组织得很好,设计师应该去做这样一个科普工作,去推动政府和开发商做社区规划方面的东西。
在国外,居住区规划有一些不错的案例,模式和国内是不同的。国外的居住区基本是开放的,别墅区相对是不对外开放的,余下的基本都是开放的。我觉得单从一个居住组团来讲,除去设计的不足和施工上的缺陷,我们国内的设计有些项目还是走在世界前端的。国内近10年的建设量来说要比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大很多,所以居住区的实践可以证明有很多设计师做的是不错的,比如说封闭式的小区不一定是坏事,它确实能给大家带来安全感,国外有很多就小区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成为隐患。在国外也会有很多规划上的尝试,比如让居住入口直接面对城市便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因为它能够让人们经常从这里经过,从而减少犯罪率。但是这样并不见得是一种好的方式,等于是通过牺牲人们的私密感来提高安全感,这种做法未必是很好。我们国内这种封闭式的管理社区反而到解决了这个问题,国外和国内相比有些我们可以去学习,有些问题我们相对可以去考虑。

维思平设计事务所合伙人陈凌
陈凌:
首先,非常感谢畅言网和中联环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去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座各位是最有资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从中国的建设量来讲,可能世界上都找不到这样的环境了,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实践,我们才能根据问题来讨论,如果没有实践的话,我们坐在这里空谈也没有意义的。社区封闭可能它的内部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还要问:外面是否也安全呢?如果小区安全了,那么这个城市是否安全呢?刚才提到国外那种做法也是出于城市公共安全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们既要保证社区安全也要保证我们的城市安全,这方面的新闻也是很多的,有些地方发生过在外面被抢劫或者老人出了小区门后走失的情况。另一方面,封闭起来是否就方便了,像北京恩济里这种比较知名的小区,门口也有保安的,但是它仍然无法真正意义上做到封闭。如何达到真正的安全,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中国的社会情况和西方不同,很多国家像美国、日本的社区单元门打开之后就是街道,在中国可能还是需要某种其他东西来组成一个半公共的区域。我们的小孩、老人、孕妇也需要这样一个区域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也是一种需求。但也不是简单的一种封闭就能达到这种需求,封闭扩大以后,老人会变得非常无奈,如果周边没有宽阔的马路和周边的商店也会带来不便。中国现在的设计也是存在危机的,中国的老龄化已经突破两三亿人了,今后还会继续增长,对于这些人群而言,将来他们如何在城市中生存下去?我们中国设计的项目都是非常大的,模式基本是一样的,至少在小区附近两百五十米至一百米的区域很难找到超市、菜场、医院等场所,如果找不到便利的需求,人们又如何去跨越这些像河一样的障碍,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会是怎样的,老人们也只能等到周末盼着子女回来用车接他出去一次。这些问题就是城市问题,今天的话题是社区规划,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城市的问题。如果这些城市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即使社区做得再漂亮也享受不到安全和城市生活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所以我们要关注城市设计。我认为中国现在城市规划都是一模一样、高度统一的,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维和的社区里面,有些小区可能管理好一些,如果不是住户可能进不去,但大多数小区还是管理不善的。我们的小区既需要安全也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去管理,我觉得有很多设计也可以去“照搬”国外的方法去做,也可能是尺度的问题。

.阿普贝思联合设计机构设计总监蒙小英
蒙小英:
我讲一下自己去苹果社区的体会,感觉居住在该社区内的中年人都会觉得这个社区设计的很不错,孩子在里面很安全,没有门禁卡的人是肯定进不去小区的。在社区里面,每周日都会有像二手市场一样的活动,所有便民的设施里面都会有,社区内就像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有时都会跳到圈子外面来看问题,会觉得这种封闭的社区实际上限制了很多的活动,诸如交往和对城市生活感知等,得也许住在里面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坏处。今天畅谈主题之一的社区规划,是近年国内正在兴起的话题。社区规划延展了以前我们常用的住宅或小区规划的内涵和外延。社区是来源于社会学的概念,这样就会更多强调地域性社会性,我对此的认识是推行社区规划,相当于我们把小区与住宅区的规划设计推向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社区规划应该关注住户的参与性,在国外推行社区规划更多的是公众参与,这将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如果推行有可能政策层面和公益行为比较多,国外很多建筑师做住户参与和公众参加都会有些公益行为,有些都会去非洲等地推广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点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在国内推行起来比较难,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方式,这和我们的城市规划不同,城市规划是自上而下。社区规划早期是分成温哥华模式、台湾模式这两个比较经典的方式,二者都比较强调公众参与。在台湾主要强调改善社区的物质环境,比如组织小朋友将社区妆扮得更美,营造大家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刘晓晨
刘晓晨:
首先感谢主办方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做单体设计比较多,刚才听到有同仁谈到设计师在这方面有无力感,可能规划师更有发言权,而在拿到地块之后,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容积率或日照方面的压力,当然我们看到混合社区对出行和交通压力减小很多,但是目前很多小区还是做不到很好,刚才有人提到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模式。我们研究过国外的模式是否可以套用到国内环境中,包括现在已经解体的单位大院模式,尽管单位的生长“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开出的“花”却仍然不错,这种混合居住模式依然能控制住出行、上班等日常生活需求。我们现在的社区模式考虑的大多是机动车交通,而单位大院却是步行为导向的社区形式,这种交通导向肯定是为城市开发带来了压力,比方机动车和人流压力。我们前段时间做过唐山一个项目,前面200米有高层,为后方的居住区人群带来了就近办公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和开发商探讨后,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高房价会降低居住者流动性,就是一旦换了工作,就不能在小区里继续居住。作为设计师,不能在城市总规划层面上加以控制,确实有无力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可以在户型上做到独到设计。如果我们的商业开发足够充分,会形成城市客厅的模式,那么城市客厅会趋向于起居室的设计,不会在客厅上提供太多面积,进而提高小区的户数,控制住单栋的面积,最终降低总价。我认为现在混合居住模式会使将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外的新都市主义,紧凑城市应当是向这方面发展。

九源国际建筑顾问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郑黎晨
郑黎晨:
刚才大家都是从设计师角度谈了自己的理解,以及对于问题的解决办法。新中国建立迄今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应当用“畸形发展”来形容,分成好几个阶段,文革前、文革后、改革开放。至于畸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主要在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方面问题。前几天,我参加了石家庄一个建筑力量论坛,大家也谈到了城市社区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还没有找对方法。首先中国城市的畸形发展根本原因来自规划,第二我们的设计师思考的尺寸和深度还是不够,我们一直在强调设计要与环境协调,与地域文化结合,工作也做了许多,但是我认为都流于表面。设计师能否以担当起社会责任感,将设计师的责任扩大一个尺度?国外许多建筑大师都要求项目对社会做出贡献,中国设计师可能陷于制度、条件和其他原因,在社会贡献方面有所缺失。我认为真正应当反省的是设计师自身,因为城市设计都是从建筑开始,建筑可以实现或改变规划,造就或毁坏一座城市,建筑和设计师的责任是很大的。我自己在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年纪算较大的,我也做了许多建筑、规划、景观、室内项目,我认为真正能关心到人的生活和行为,从社会角度理解,我认为这是建筑师必须从认识上要提升的,也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而并非单纯从城市规划层面上来控制。我们日常设计大多是应对密度、间距、日照、容积率等要求,我们没有时间来考虑别的事情,目前是个积极调整的阶段,经济和社会也在转型,设计师也应当转型。中国设计师这个群体能否集体反思,共同寻找新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