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康：

住区和人是紧密相关的，一般涉及到人的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西方体制下的社会发展很清晰，唯独看不清楚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国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模糊，我们的人口太多，体制很规范，各种阶层齐全，社会很复杂。这个社会发展形态和国外存在很大差距，呈现板块化的、马赛克式的形态。反映到和人紧密关系的住区设计来说，在小的地域结成板块的趋势已经显现。另外，即便是很好的住区设计，由于的人的观念的不同，真正设计之后的使用效果也不同。比如回龙观社区从规划到建成我都很关注，我认为规划和设计还可以，但是住的人的很复杂，很多拆迁以后过去的百姓，设计师配备了绿地，很多黑摩的拉客，导致社区里面很混乱。我认为好的住区设计要做到以下几方面：第一，设计师要以“顺”的心态来进行设计，顺其自然，顺应人的发展，开发层面是出于经济规律考虑的，但是我们做设计要做到“顺”。要以顺的心态考虑住区的规划和设计；第二，要充分地利用自然和资源，不要过分挖掘自然，合理使用现有的、地域城市提供的自然资源，过分挖掘不可取。做设计和规划要挖掘项目潜在价值，之后提升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资源利用的合理化；第三，功能要做到配套，达到相应的要求。第四是提高项目的品质，这里面涉及到文化层面，这和生活水平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我们习惯了摩天大楼，就会觉得原始的东西很不错，比如798工厂在现在很瘦追捧，但是十几年前没有人会关注，文化导向是有个过程的。中联环曾经在和田做一个文化中心的项目，这个规划中包括博物馆、文化中心和歌舞剧院等项目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单独设计文化中心，当地官员希望要四个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很现代的玻璃幕墙建筑，这就要设计师要“顺势”，满足甲方的要求，在他们的要求下去实现设计师的李想。和田局面比较紧张，有时会出现不法分子滋事，所以在设计广场时要多加思考，体制上面要具体考虑，按照自己想法去做实际操作很难，综合各方的要求达到平衡，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在一定时间内才能被接受。中国的人口太多，未来城市会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短时间内是理不清楚的。

陈凌：

实际上城市发展有些地方还是很清晰的，就是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让城市化不仅画在在了规划图纸上，而且还画在了我们中国的神州大地上。比如我们熟知的鄂尔多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城市糟糕的格局，政府已经把大尺度的地块画在了大地上，这就是未来的趋势所在。我们的趋势是城市化，这种城市化是被稀释的城市，中国成立了60周年，但是没有哪一个城市密度在提高，我们每个城市的统计人口和土地在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密度基本没有变化。这个原因在于：建筑面积的增加，人们住的房子愈加宽敞，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多人失去联系，我们失去了城市的密集。曼哈顿城市规划给出的第一个药方是“网格”，第二个很好的案例是香港，香港是世界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但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很好，最近也成为最新的人均寿命最长的城市。也许这很不合逻辑，人们都拥挤在一个地方，但是这样一个高密度城市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不好，正是这样一种城市密度使人们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维多利亚岛附近是山，人们上午上班，下午就可以去爬山，就像在纽约一样，人们下班之后可以走不远就要中央公园去漫步。实际上城市发展有个基本规律，就是要有一个网格可以容纳我们不断去建设，城市要足够的城市建设和足够的密度，如果密度不能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所提升，这可能是一个悖论。作为建筑师来讲希望容积率能够下降，还有抠面积的做法出现，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想法，尽力营造密度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只是营造建筑面积，而且还是不积极的，将来很难在形成商业地块，商贩只能拉着板车买菜，这就是人们的需求。如何能让城市需求化解，让城市变得更密，还需要再次进行规划，无论是规划和建筑，我们应该有这个义务，也具备能力，如果大家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城市还是有希望的。虽然城市网格画的很稀疏，还像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把城市建设的更好，建设一个能够让人们自由“步行的城市”，不管是曼哈顿还是香港都是可以步行的。

郑黎晨：

我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么多的大城市全部都拥挤在一起是很棘手的状态，我认为未来肯定会有中国大城市终结的时刻。但是不是中国城市没有发展，现在城市化在向小城镇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还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力量。我们在天津有个大邱庄城市开发规划项目，我们公司做全程的咨询顾问，和很多公司一起讨论，有规划设计、项目管理和城市运营方面的机构，我觉得这是我们发挥力量的空间。这样的小城镇存在一个问题，大邱庄作为天津市政府小城镇的建设示范，请天津市设计院做了相关规划，大邱庄镇政府根据规划对照镇政府的农民上楼分房的方案，但是不能满足需求。小城镇农民“上楼”之后有很多需求，生活设施、商业配套、农业用房，这些问题在规划设计中不能对应解决。在这两年的时间中我们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和镇政府了解需求，对搬迁的农民做调研，另外和天津市规划局和市政府和协调用地的性质和规划、指标，综合各方面努力让设计达成一种平衡。天津市政府针对规划这方面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正如我刚才讲的，我认为中国的规划师和建筑师还有机会，这在于中国正在发展的中小城市。前段时间，我去昆明见云南省规划院院的同学，他向我介绍了自己写的书，他做了很多项目，很大部分的工作是针对小城镇的保护，比如丽江。我认为这样一片天地我们还可以发挥力量，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没有希望可言。

陈凌：

我说一个相反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往往保护就意味着破坏，我们大城市都没有建设好，再去波及小城市，对中国的耕地面积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也曾经接触到很多类似的案例，比如乌兰察布是一个40万人口的城市，但是城区面积已经达到200多平方公里，按照中国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1万人，40万人口就应该是40平方公里。乌兰察布的规划不是画在图纸上，已经画在了地球上，相关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建设好，但是那么少的人口如何填满整个城市？前段时间有新闻说中国的移民政将放宽，可以让黑人都移民多来，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充满这些空旷的城市。因为每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基本相似，很多中小城市已经建设起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这边有个保留的新闻，北大的一个专家讲，中国目前很多人口涌向北上广，但在程度上相比东京和开罗还远远不够，他认为“大”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在2030年将突破10亿大关，如果在北京目前已经聚集两三千万的人口，我们首先应该把这几个大城市建设好，大城市确实聚集了太多的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放到乌兰察布等中小城市，再去折腾一番是不可取的，虽然领导层面还是跃跃欲试。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口，城市不能这样发展下去。我认为城市的密度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不要害怕密度，可以去借鉴香港的城市设计，京广高铁马上就要全线贯通，我们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香港，看看他们的城市设计师是如何建设的，人们为什么能够长寿？再去看看美国的城市规划，是如何做到多年持续的规划设计保持不改，了解香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了这样一个可以称为宜居的城市，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去把乌兰察布规划设计的最后一个地块做得很美，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让人纠结的一个事情，在200平方公里的地方出现一个非常美社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美的，也不可能宜居。

张鹏：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的指导下以及开发商的压力下，规划师、建筑师就像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设计理想的。应该看到，中国的建筑行业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作为设计师，如果想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性化的规划设计，那么设计师本身就要首先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要成为一个善于发现问题的人，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所以作为规划师、设计师，首先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自身修养，善于发现生活、热爱生活。如果你整天在家里对这电脑，又怎么能够设计出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呢？

陈凌：

但是我们的社区现在越来越适合宅在家里，也许我们的网速越来越快，但是我们的社区已经大到人们无法出去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把社区切开。

张鹏：

作为规划师，我们首先要引导政府和甲方，至于政策层面如何去决策，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从设计师的角度讲，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陈凌：

我们现在与开发商打交道的时候，首先要在小区原有规划上面“切几刀”，如果每个设计师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的社区发展就会取得很大的进步。比如，某些省会级城市不允许在街上卖报纸、不允许建筑有底商，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我始终认为，首先要把社区切开，住宅就要临街建设，下面就要有底商，这才是最为合情合理的。

张维：

我并不赞同香港或者曼哈顿是宜居城市的说法，如此高密度的城市是无法谈到宜居的。曼哈顿确实在20年前就做出了城市发展规划，设置了很高的密度、设置了很高的变更性。虽然曼哈顿岛的城市密度很高，但这里的交通情况很好。

陈凌：

我觉得宜居的概念不应该是拥有很大的花园、拥有很大的空间，而是要拥有舒适的环境。如果一味求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去农村生活，但是我们还要生活在城市里。我觉得密集才是真正的城市，那些一味求大、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是不可取的。除了学习纽约、香港之外，就要学习中世纪，千万不能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而现在我们就是过多地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建设方式了，过多地追求壮观、典雅、轴线。

孟伟康：

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迟早会全部被开发掉，因为现在不是一个轮子在运转，而且有时候轮子的大小是不同的，于是会“偏着转”。面对着这种情况，我觉得设计师在接到一个项目后，首先要以设计为主，在这个前提下，尽量将专业知识、见解等融入设计中。对于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将办公楼做成可以居住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在国外是没有的，都是中国人的专利。这些都是社会问题，过多的探讨也不会有定论，所以设计师还是要见机行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张维：

请问一下陈总，您是如何定义“步行城市”的？

陈凌：

比如北京，从一个街角走到另一个街角，距离是很大的，500米、800米，甚至1000米，这就不适合步行。而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步行距离很小，也就在50-60米，虽然纽约是很大的城市，但它的步行距离单方向讲是70米左右，长方向是200米，但还是方便行走的，在行走的过程中还可以停歇、可以改变方向，人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连续的、开放的、有内容的。比如人们从家里出来，可以通过步行把需要做的事情都方便地处理完毕。而我们这里可能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甚至没有吃早点的地方，比如我们公司附近——北京紫竹桥，很多公司白领都是在过街天桥下面买煎饼。在某些设施及建筑角度讲，我们绝对可以成为超级大国，但是在超级大国中，我们的上班族的行走路径却是非常糟糕的。在美国，虽然也有煎饼摊、也有地沟油，但是他们可以让市民选择，人们可以选择巴基斯坦人的地沟油，也可以选择赛百味或者其他地方吃，但是这些场所都会在一个街道里。再比如，在北京立交桥下面吃煎饼的人，可能不会遇到自己的老板，这就是北京的问题——有很强的割裂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是把建筑做好了，但是人们之间没有通过步行串连在一起。而在纽约的中心区，任何人都是可以遇到的。我们现在的城市是很难畅通行走的，我们可以深层次想一下：我们的父母是如何享受这个城市的、带着孩子的母亲在没有私家车的情况下又是如何享受这个城市的？所以说一个城市的步行是非常关键的，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座城市，但是我们在做每个项目的过程中，不论项目大小，尽可能将我们有权利规划的地方设计成方便步行的区域，把它的四周变得积极、开放，街角尽可能不是法兰西式的围墙，而且最好是有底商，有公共活动的空间。

张维：

实际上国内也会有一些很好的规划，而且也有很多人在认真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不得已的问题。对于一个规划而言，可能用一百去建设，这个规划是好的，我们要用三年时间去建设，那么它就成为不好的规划了。另外，一个好的规划方案放在这里，它真正的实现度是多少也很难确定。很多规划师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在规划的时候尺度控制得很好，但在实操阶段就会出现很多的庞然大物，因为一些甲方会基于某些商业因素擅自将原有的规划进行了修改，于是某些在规划上的道路就缺失了，这就牵扯到了设计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即如果设计方案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对于我们很弱小的设计师团体而言，有时候现实是比较残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方式，向甲方建议一些好的解决途径。

嘉宾合影

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