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冷静的心态与战略高度必须融合一体

“生态城建设起步了，对生态、环境、资源与人类唇亡齿寒的关系开始认识了，但认识的还不够。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源于此。”王东教授说。“生态城建设是一个投资巨大、周期长、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踏踏实实做好那些基础性工作，要发扬（上世纪）五六十代那种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精神。”“现在，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房子盖起来了，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善的情况。城市建设的规律是先地下后地上，现在先地上后地下的事不少见，这样做不是绝对不行，但通常情况下，带来的是资源、人力、物力的浪费，与政府提倡的节能减排、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相背离。”

“必须提高认识，认识到不这样做不行的高度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王东教授强调“认识的越早越好，认识的人越多越好”。张文波和王东教授有相似的看法。“建设生态城，国家必须有战略思考”“人类社会即将步入生态时代，生态城建设是前奏，生态技术是未来竞争的制高点，谁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就把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既要有客观冷静的心态，又要有国家、民族利益战略的高度，这对政府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建设滞后于需求将长期存在。“有时候，（情况）紧迫地（让你）来不及思考。我是从那个状态下过来的。”王东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角度看，有三对矛盾一直存在。一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在局部看怎么看怎么对，但放在整体中就不行了。我们经常是局部打胜仗，整体打败仗。二是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这块地今天我必须使用，不管它是沼泽还是良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三是需要与可能。人的需求与欲望是无穷尽的。而‘可能’在不确定将来发生的生态灾难、资源枯竭好像与人类无关。”

在王东教授看来，解决上述三对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客观冷静的心态与国家、民族利益战略高度的融合统一。对于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他说：“百年一遇（的灾难）只是个概率，不一定是一百年，从爸爸的爷爷到现在都没发生不等于自己也碰不上，而且也许就在明天。”张文波说：“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就像前不久成都发生的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许你就是最后一个挤上车的人。但人们都觉得这事离自己远得很。”

完善机制，制定鼓励政策“我们准备好了。”身为北京万年基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万年基业）副总裁的郭卫东先生淡定自如，语调平和而有力。据介绍，万年基业几年前就开始涉足研究生态城的规划建设。在规划研究方面起步很早，甚至早于政府对此的关注。“为了规划长辛店生态城项目，我们主动与政府对接，先后历经4年，花费资金近4千万。”“4年的时间近4千万的投入，没有任何产出，如果以后拿不到项目，那就是巨额亏损，公司对此做好心理准备了吗？”面对这样的提问，郭卫东如是回答：“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也相信，我们不可能一个项目也拿不到，因为我们对生态城建设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的优势。”

“万年基业不仅有理论研究，而且参与了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该生态城一期示范区8万平米的建筑按照要求提前完工。低碳生态技术应用到位，质量上乘。”郭卫东说。谈到生态城如何建设，郭卫东说：“生态城是个新生事物，处于探索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像长辛店生态城的规划通过审批了，但紧接着的挑战是如何实施才能达到控规指标的要求。”“站在开发者的角度，企业希望政府完善机制，制定鼓励政策。”

郭卫东举例说，如果局限在建筑尺度，则很难全面落实指标，因此必须放到区域尺度，与区域绿色基础设施结合起来。“但是，尚缺乏鼓励区域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相关机制和政策。”“政府还应对建设时序、开发要求进行引导”，“拿能源建设来说，如果开发建设单位只是在建筑尺度来考虑节能技术，则很难达到节能指标要求，它必须与区域热电冷三联供能源中心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区域能源中心投资建设需要覆盖整个区域的终端用户，这样才更经济合理。从这个角度看，政府需要对生态城的投资建设时序、开发要求进行引导。”

接着，郭卫东谈到了污水处理及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这也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机制进行引导，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运营。”“还有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问题。如果在土地一级开发阶段能够同步开展这些工作，并能够计入一级开发成本，则能够加快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区域形象和价值。”

“总之，生态城建设的风险在于落后的开发模式同生态城规划相脱节，最终达不到控规指标的要求。因此，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与投资应先行，在招拍挂时要考察好建设单位的实施思路和能力。”

如何化解建设中的风险

由于生态城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因而其建设中的风险在所难免。在张文波看来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借生态城之名行圈地搂钱之实，“如果因为建生态城，又传出某某搂了多少钱，那这样建的生态城肯定不是我们需要的生态城，那将是我们的悲哀。”万年基业的郭卫东说：“哥本哈根会议后，在中国，低碳成了热点话题，生态城概念也在升温，这说明全民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的意识加强了，是件好事。但是，生态城的开发建设必须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生态城不等于高绿化，也不等于高技术、高投入。生态城规划与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切忌再陷入形象工程、借机圈地的误区。”

瑞典大使参赞柯拉克先生列举了建设中的一些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牟利，而生态城的建设周期很长，这使投资者的积极性不高。”柯拉克接着说：“生态城初期由政府主导，到实施阶段由企业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与规划不符的偏差。这种偏差有时体现在价格上，你（政府）无论怎样压价，他都要以盈利为目的，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产品。听朋友说中国的房地产盈利在45%，这在欧洲也是非常高的。”“较高的出售价格，也会使消费者对性价比产生怀疑，最终影响销售。”

在具体的实施层面，柯拉克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技术产品多在西方国家如在瑞典生产，这样导致价格高。这方面要按照实施的情况，努力实现产品的本土化，降低生产成本，化解价格风险。”安装环节也存在问题。“虽然有技术（说明书），但操作层面却不知道怎么安装。在这个环节上，要进一步合作，提供培训，让房地产施工者、设计师知道怎么安装。”柯拉克强调了生态城生命周期的问题。“生态城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期投资大，但收益时间长，是可见的收益。”（这与投资者急于收回投资取得利润相矛盾）“现在正寻求一种途径，将长期的收益平均分配到每个阶段。”对于建筑材料的使用，柯拉克说：“在国外对建筑材料可以存在的有毒有害的成分和比例有细致的规定，而中国这方面的规定还很不够。”对此，郭卫东建议说：“第一，要彻底转变观念，以绿色、低碳、环保作为项目规划与建设的行动指南；第二，要加大研发投入，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各类生态技术、材料和设备，并能够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张文波对记者说：“在节能环保材料的研究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有些产品、技术达到了国际水平。希望政府部门对此多加关注。”同时他也期待着相关标准的出台、完善。

如何应对高额投资？

“一提生态城就是高投资，现在都走偏了。建设生态城不一定非得高投资。”张文波告诉记者。“我们不用6000美元一块的生态玻璃同样能达到生态标准要求。”据相关报道，生态城的建设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几千亿，是名符其实的海量投资。如苏州生态城投资250亿，北京门头沟中芬生态城投资1500亿，天津中新生态城在2010年完成投资170亿等等。

在张文波看来，中国建设生态城过分依靠国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确如此。不论是已经倒下的黄柏峪、万庄，还是处于尴尬窘态的上海中滩、天津中新、“气势磅礴”的唐山曹妃甸都离不开国外团队的身影。“如果只靠外来引进，那我们只有掏钱的份儿。”“理念是人家的，技术、产品也是人家的，这样的价格谈判不会有好的结果。”“其实，国外的理念未必适用中国，很多国外团队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对此，郭卫东和张文波有同样的观点。张文波说：“生态城建设必须中西合璧才有可能成功。如在设计理念方面，中国人擅长宏观看世界，注重整体，就像围棋，一吃吃一片；而西方善于微观，对具体、局部的问题有独到的解决方案，就像国际象棋，一个吃一个。”张文波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一个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如果你用较为宏观的方法测量，将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但你如果一米一米的去量，然后相加那将是一个天量的数字。”

对于国外的投资许诺，张文波不以为然：“一些政府部门迷信国外投资许诺，抱着一种‘我出项目，你出钱’的美好愿望，到后来才知道很多都是空头的许诺。”对于投资问题，郭卫东认为，只要政府认真做好规划，确认民间资本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合理合法，投资不是问题。“现在在建的生态城多半用的是国内几大银行的贷款。”张文波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的生态城建设可谓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势头。当然，这种“战斗”是在高依赖、高投资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中不免有冲动，用激情代替理智；浑水摸鱼者也不乏其人其事。中国的生态城建设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是占领未来制高点的努力，但中国的生态城建设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问题是很难避免的。它是一个从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就免不了要栽跟斗。等他年龄大些，自己能思考了，能控制了，就不会栽那么多跟斗了。现在中国的生态城建设正处在栽跟斗阶段，处于交学费阶段。”王东教授表示，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把基础工作做好，不要急功近利，中国的生态城建设一定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