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的建筑

在历史上，建筑师与画家、雕塑家一道，长期被视为工匠，到今天，建筑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也回复了艺术的本身。作为艺术的建筑，有别于其他精神产品(如文学、音乐、绘画)之处，在于其首先是物质产品，同时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艺术性)，其艺术性即寓于本身的功能、目的和方法、手段之间和谐、完善的统一之中，而不是附加的装饰。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所著的《建筑十书》中首先提出建筑三原则：“方便，坚固，美观”。而著名的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则说：“建筑师必须认识建筑与经济的关系，而所谓经济效益并不是指获得商业上最大利润，而是要在生产中以最少的(劳动)付出，获得最大的实效。”

重温柯布西耶的话，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作为艺术的建筑，但是，我们不可能对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无动于衷：越来越多的国际建筑大师开始进入中国；也不可能不去思考另一个更迫切的话题：他们给中国建筑带来了什么？

经济的发展，直接促成的便是城市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建筑的大量兴建

中国是建筑试验场？

经济的发展，直接促成的便是城市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建筑的大量兴建。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有统计说，当今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西方建筑师开始来到中国，与之一起到来的，是一个疑问：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
　　事实上，早在四年前，当国家歌剧院选定法国人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水蛋”之后，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此问题应运而生。而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最终选定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的方案，其大胆而夸张的造型、高昂无比的造价加剧了这种怀疑。随着国家歌剧院的开工兴建，怀疑的声音一度有所低落，但伴随着国外建筑大师纷纷竞得北京奥运场馆设计的重量级项目，尤其是2004年5月，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发生坍塌事故，身为设计师的安德鲁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的问题又重新被提起。

刚刚获得普里策建筑大奖的扎哈·哈蒂德的一番谈话让这个问题讨论得到升级。她坦承，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可能的，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正在施工的试验作品。

哈蒂德的谈话让原本就对洋建筑师颇有不满的国内舆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成了西方设计师独创性的新作品的实验场有两个主要客观条件，一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力增强，国外建筑师纷纷到中国来抢市场，另外便是中国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但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随意拿出巨资让洋设计师搞试验的程度；而且，新理念作品以结构的新颖奇特为特征，对技术实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难度极大的新要求，从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更有甚者认为，西方设计师的那些创新作品会模糊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向，甚至会把中国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

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

外国建筑师带来了什么？

不过，仍有许多学者对外国建筑师的进入持欢迎态度，认为他们给中国建筑界带来的影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相比起来，拥有耶鲁大学的建筑学硕士学位的马延松显得非常平静，这位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前卫的建筑设计师对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一点都不奇怪，他告诉记者说：我的目标是以后进入到国际建筑界，他们到中国来，我会到他们那里去。

国家一级建筑师张在元博士曾经做过武汉大学建筑系主任，又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对中外建筑之间的差距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告诉记者，总体来说，西方建筑师有着较为悠久的文化背景，是几代人在一种体系中熏陶，而且教育模式也决定着他们的交流平台远比中国建筑师畅通，尤其是其设计体制、建筑市场都比较规范，建筑材料、设备及施工技术，都让中外建筑师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中国建筑师们今天的处境。中国第一批的建筑师，最主要的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一批留学生，然后就是50年代受苏联教育的留学生，这两批人对建筑本质的认识都截然不同，其影响延续至今。而且，“我们一直奉行的建筑政策是什么？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对中国建筑师的禁锢太大了。”

同时，张在元博士也认为，中国的建筑市场还比较混乱，但外国建筑师带进来的不仅是一个成熟的作品，更带来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二者存在差异并不稀奇。所以，中国建筑市场的开放，应该容许他们进来，这也是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即使说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们的实验场，也不一定是个坏事情，更不应视为洪水猛兽。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建筑界也是适者生存，外国建筑师面临的同样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

张在元认为外国建筑师的进入可以带来信息、设计方法的交流，可以给市场、设计带来冲击和交流。他认为，“与其说他们进入了中国市场，不如说是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