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媒体一直喜欢将中国当代建筑构架在国际化的语境之下——一系列引人瞩目、吸引眼球的建筑的国际影响都被最大化了。在总体上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在当今图标式设计和新奇图像的旗帜下，被改良的中国品牌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吗？），并且随着中国如饥似渴地引进了大量西方最大胆的建筑师后，同时也开始将自己的一些建筑师推向这个热情参与中国建设的西方世界。

但在闪亮立面和光鲜图片背后，除了“丰功伟绩”和更多被拍照的机会之外，却出现了更多基于全球化又有本土倾向的作品。当今中国新兴一代的建筑师，虽然有很多受教于西方，但其最近的一些作品正在逐渐脱离标签式的趋向而表现得更加平实，尽管他们并非没有抱负。上海山水秀建筑设计公司（Scenic Architecture）的祝晓峰说：“我们正在尝试远离形式化的国际潮流，使建筑保持新鲜（fresh）。”

从山水秀建筑设计公司、标准营造（Standard Architecture）、偏建设计（sciSKEW）、库优建筑设计有限公司（KUU）到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NODE）、极限设计（Limited Design）以及场域建筑（Approach Architecture），建筑师们正以不同的理念创造出多样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建筑公司都具备一些共同特征——较少关注最终的成品（绝口不提 预先设定的风格和语汇），更多关注过程本身。同时在很多方面，他们的做法也代表了一些日益明朗的国际化趋势：对激进趋势和标签建筑的疲劳；对社会和环境的 高度自觉性；世界各地的建筑师都信奉根据具体案例解决具体问题的设计策略。这意味着中国建筑师不再仅仅关注研究、方法论和具体场所的叙事，也不仅仅对表现 性手法和近来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影响颇多的扎哈·哈迪德式曲线（Zaha Hadid-esque curves）的拒绝，而是对中国后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巨变作出了回应。

这些结果都预示着现有条件下的某种萌芽。北京极限设计建筑事务所的王辉在西藏农村设计的阿里苹果小学就是一例，建筑充分利用贫瘠喜马拉雅乡村的石头，以其低标高、设围墙等做法对当地的严酷条件作出了优雅回应。“它是从景观中长出来的”，王辉说。在其他的建筑项目中，他为今日美术馆（Today Art Museum）设计的大体量漏斗状的入口，则是由该馆原砖筑锅炉房类推而来的。北京场域建筑的梁井宇，以其对旧工业建筑空间的敏感性和创造性闻名，其作品如位于北京798艺术区内褶皱而又浑然一体的砖立面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Iberi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以及位于上海以金属网覆盖的民生当代艺术中心（Minsheng Art Museum）。梁井宇的重点是设计过程，而非任何预设目标。其公司的名字是“接近”（Approach），因为他说：“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终点是什么。” 当然，所有这些建筑都可能是或多或少的即兴创作，但这也是转型中的中国所必须的。技术、预算以及专业限制都是中国年轻建筑师在工作中所要面对的。而不同的 是，像王辉和梁井宇这样的关注具体场所的设计者，其目标却是要处理来自中国还在继续的快速发展，以及由后工业带来的不同于以往的需求这两方面所引发的挑 战。

这些建筑师并不准备去创作一些新的中国形式建筑——尽管看上去很像。事实上，山水秀建筑设计公司的祝晓峰表现出反标签、反英雄主义的姿态，其做法更像是中 国传统的延续，弥补了因为现代性的引入所带来的断裂。祝晓峰也把他的作品描述为对当代生活现实的独立回应。例如，其即将建成的朱家角艺术馆 （Zhujiajiao Museum of Fine Arts）中蜿蜒的镀锌屋顶和庭院，都直接指涉了传统中国的建筑类型。区别于万科假日风景社区中心（Vanke Holiday Town Community Center）的渗透性边界对公众和所在居民交流的鼓励，朱家角艺术馆探索的人文主题则和中国的习俗相一致，首要是把空间置入建筑之间而非建筑本身之内。或者再来看看北京标准营造的成都青城山茶室（Qingcheng Mountain Tea House）和武汉中法艺术中心（French Chinese Art Center），它们都展现了某种转变。青城山茶室的屋顶，重新阐释了传统的木构，但其源于雇用当地工匠参与建筑建造的做法，而非故意去模仿古代建筑。在 中法艺术中心，标准营造从中国水墨画的运笔中找到了建筑形式的灵感，并在平面上布置庭院。虽然该项目大部分的设计都是对高难度的场地特殊需求的回应，因为 场地内的地下污水管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建造的自由性。“我们并不是真正对传统建筑感兴趣”，和张宏、侯正华同为公司合伙人的张轲说，“可能我们会与传统 一起玩，我们也与生俱来无法脱离自己的文化背景，但在处理中我们会和它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

对于当前一代的中国建筑师，北京一石文化 （ISreading Culture）建筑出版公司的总监和创办人史建认为，“对现在的年轻建筑师来说中国身份并不重要，他们更在意去学习如何处理在中国处于变化中的环境。” 随着中国近几年国门的打开，回溯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本土建筑师一起在中国完成了诸多实践，并创作出一批与其多元身份相匹配的作品。例如，新加坡建筑师陈国 明（Tan Kok-Meng）及其合伙人佐伯聪子（Saeki Satoko）一起创建库优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任何事情都能变通，没有固定的或者计划好的事情”的地方。基于中国的这种复杂性，陈国明 说：“有悖常理地，我们尝试从简单的事情出发，努力把单纯的理念转化到各种情况中”。无论是其福州2-in-1别墅的同轴“房间”，还是江苏昆山K Factory中互相咬合、潜望镜状的办公室，都表现出某种组织性的变化（organizational shuffling）。其他一些移民建筑师（transplanted architects）则探索着某种分层法（layering），或者像上海偏建设计的黄向军所谓的“一种考古学的，或者说故事的方式”。黄向军也来自新 加坡，求学于美国，他和两位合伙人的作品中充满了叙事感，他们将建筑项目置于历史和跨文化的轨迹中，从而进一步使其展现当前。偏建设计的富民路住宅（Fumin Road Apartment）是一幢简单的白色体量建筑，毛泽东时代的隔墙一度分割了室内空间，现在内部以一系列网状的多面木结构围合出不同的主体性元素。在即将完工的上海松江区中心博物馆（Central Atelier），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展览空间和包括四个箱型空间的艺术工作室综合体，两者以多面的木覆盖层桥体连接。在其蛇形的递升路线中，指涉出其“水 平摩天楼（horizonal skyscraper）”的核心，建筑同时混合了美国的一些建筑类型——如高密度和大盒子店（Big box stores）。黄向军说，为了表现全球化的力量，“有时候，建筑有必要成为一种转译，进行文化边界的交叉，把一种语言风格转到另一种语言风格。” 一旦谁把当代中国的语言看成是一页没有历史遗留和原型的白纸，那么他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剥离为最纯净的语法。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NODE）的刘 珩（Doreen Liu）把这样的建筑定义为“普适（generic）”建筑，尽管它们看似为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所专门设计的。该事务所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入海口一个从无到有的“速成城市”——南沙。在她最近赢得的深圳国际学校竞标方案中，建筑由一系列貌似随机堆起来的方盒子组成。“在这个简单的框架下，基本的模数单元可以任意增减”，她解释道，“在中国，一切都必须具有清晰而确定的形式，以使人们能够联想起其他的东西。我反对这种方式。

我正在寻找更加普适（generic）、更加开放的（open-ended）建筑。”基于中国的城市规划决策总是快速制定，从而缺乏一种切实可行的范例或是可以预测的结果，刘珩以其为城市发展决策者做设计总监的身份，在南沙尝试她的新理念。现在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新一代的建筑师们也正在挑起重任。但即使这些建筑师们在思想上更加成熟老练，当面对可持续策略以及其他社会、环境问题时，他们依旧被西方竞争者们甩在身后。诸如缺乏支持绿色节能设计的机构等这类问题，已经清晰展现出中西方设计上的差距。但是，正在发生的变化开始扫除这些障碍，中国建筑师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追寻绿色节能。事实上，一些关于生态方面的资源，诸如上海A00建筑设计事务所潘朝阳（Raefer Wallis）建立的“绿色理念，绿色行为（Green Ideas Green Actions）”网站（giga-china.com）；还有在今年5月四川大地震周年纪念日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渡——国际灾后应急建筑设计展 （Dialogues for Emergency Architecture）”等，都为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打下了基础。尽管基础工作的展开也许是将来要做的很多事情中的下一步或者某一步。“这里的混乱文 化是个棘手问题”，标准营造的张轲说，“这样的状况为尝试新东西创造了很多契机，但之后它们将何去何从却是一个未知。”